韩非经济思想三题_刘家贵学术文选

韩非经济思想三题_刘家贵学术文选

历来治中国经济思想史者大都轻视韩非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认为韩非经济思想“无足长录”[1]，或“卑无高论”[2]。我们的认识则与这些前辈学者不同，认为韩非对于社会经济生活和对于社会政治生活一样有颇为独到深刻的观察，其经济思想实包含许多创造性的见解。本文不拟对韩非经济思想作全面评述，而仅就前人论述不多或尚未充分注意的三个问题作分析评论。

一、人口思想

韩非经济思想中最值得称许的见解也许是他的人口思想。可惜对于这样一个极富创见的思想前人不是匆匆带过就是谥之曰肤浅错误完事[3]，很少有人去剖析这一思想所包含的重大社会历史价值。韩非人口思想见于《韩非子·五蠹》篇，原文如下：“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是以古之易财（谓轻视财货），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五蠹》篇集中了韩非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看法。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当今之世”三个发展阶段，认为不同的时代面临不同的矛盾和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办法措施，表达了他“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辩证的发展观。而人口思想正是他的社会历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口问题是作为影响古今之不同，甚至决定社会生活风貌的一个重要因素被提出来的。根据上段引文，韩非的人口思想包含有这样几层意思：人口是按倍数的速度增长的，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以至于出现了“人民众而货财寡”的问题；人口过多形成了对生产力的压迫，“事力劳而供养薄”；人口生产与财富的生产不协调是引起争乱的根本原因；人口过快增长的原因是人们错误的生育观念，“今人有五子不为多”，把多子多孙视为人生乐事。古今人口的变迁甚至影响到人们的精神面貌，韩非在许多地方谈到古代人素朴单纯，今人机巧诈伪，自私自利；相应地也形成了不同的时代特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的富国强兵，重赏严罚，重农抑商等一系列重要主张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人口论实为韩非经济思想的一个出发点。韩非的人口思想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早了两千多年，而在主要观点上，韩非与马尔萨斯并无重大不同。人们尽可以在许多具体的枝节问题上批评韩非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科学，但其人口思想中包含着的一个宝贵的命题却是无法驳斥的真理，这一命题就是：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保持人口生产和物质财富生产的协调。

韩非为什么在两千多年前就如此危言耸听地疾呼人们去注意当时似乎不值一提的人口问题？这一点至今仍使许多人困惑不解。当时思想界占压倒一切的声音是担心人口过少，赞美人口的增殖。孔子就赞叹卫国人口众多。[4]墨子更是极力主张增加人口，他说：“欲民之众而恶其寡”（《辞过》），“土地者所有余者也，士民者所不足也”（《非攻》），“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尚贤上》）。墨于认为人口增长太慢，提出了一些加快人口增殖的具体措施：早婚、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节用上》）孟子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尽心上》），“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尽心下》），宣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离娄上》）。即使像《管子》作者这样对经济生活颇多卓见的思想家，在人口问题上也未能“免俗”。他把增加人口提高到关系国家存续的高度，说：“定宗庙，育男女，天下莫之能伤，然后可以有国。”（《管子·七法》）《管子》作者还反对征收人头税，认为征收人头税有悖人情，令人不愿意生育。《海王》篇假托桓公与管仲问答云：“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籍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国蓄》篇有“以正人籍，谓之离情”的说法。所谓“籍于人”“以正人籍”都是指人头税。我国迄战国时期至清康熙雍正年间两千多年都征收人头税。[5]现在人们普遍承认，人头税是人口生产的一个自动调节器，对抑制人口过快增长有其积极作用。《管子》作者反对征收人头税，表现了他鼓励生育的思想。总之，在韩非所生活的时代，舆论几乎一律宣传人口惟恐其少，而不嫌其多的观点，韩非人口已经过多的观点成了这场合唱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或者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奇谈怪论。这除了用他的超前意识来解释外，很难有别的解释。当然，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韩非这一特出的人口思想也不完全是他天马行空式的自由创造的产物。胡寄窗先生指出韩非“人口过多的思想，主要是当时三晋地少人多的情况下产生的”[6]，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一思想的出现和战国后期人口普遍迅速增长也是分不开的。春秋时期乃至战国初年，各国人口还较少，“四境之内，旷荒不可胜辟”[7]，许多地方还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8]之地，到战国中期以后，史籍记述表明，各国人口有了迅速增加。当时齐国境内已是“邻邑相望”[9]，“鸡鸣狗吠之声相闻，而达乎四境”[10]。三晋之一的魏国据说已是“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以无异于三军之众”[11]。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当时涌现出一批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大城市。所谓“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12]，最有名的如齐国都城临淄，“临淄之中，七万户，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踢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13]。又如楚国都城郢“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14]。就韩非的祖国韩国来说，宜阳不过是它的一个大县，据说，“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15]。考古发掘证实，这些并非纵横家的夸张之辞，而是真实的情况。[16]如果我们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比较一下，对当年中国人口状况也许会有更深刻的印象。直到十二至十五世纪西欧大多数城市的人口也不超过五千至一万人，最繁华的威尼斯不过七万人，伦敦居民甚至到十七世纪也不超过二十万。相比之下，战国后期中国的人口绝不能算稀少，甚至可以说相对于当时技术条件下可开发利用的资源，相对于当时生产力的承载能力已经有点过多了。事实上当时三晋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人口压迫土地和资源的严重情况。《商君书·徕民》篇说：韩魏等国“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小民无地可耕，多从事商贾以求利息），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持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虽然不能说当时这已是普遍情况，但由于人口分布不均衡，一些地方出现人口相对过剩也是可能的。韩非的卓尔不群就表现在能见微而知著，察近而知远，在大多数人都认为平安无事的时候看出危机，发出警告，这也是韩非人口思想的杰出价值。(www.guayunfan.com)不幸的是韩非这一宝贵思想不仅未能激起应有的反响，反而很快就湮灭无闻。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人口思想始终是人口多多益善。多子多孙，四世同堂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生育观念，这种生育文化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直至人口问题已相当严重的现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依然把人多是极大的好事视为不容置疑的真理，国人也盲目陶醉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宣传之中。今天我们过迟地发现庞大的人口已成为中华民族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沉重包袱，中国的环境资源、生产力在庞大人口重压下喘息。这一严酷事实从反面证明了包括韩非人口思想在内的一切反传统的人口思想的正确，也促使人们去重新认识它们在历史上应有的价值。

二、成本—效益观念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主体的个体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性十分薄弱，由于缺乏市场评价选优，因而没有成本—效益的比较，这也影响到中国经济思想很少讨论经济活动的效益，缺乏必要的成本—效益观念。但这种讨论也并非绝对没有。例如墨家就对经济效益作过初步的分析。他们最早提出了“功”这个概念，说“功，利民也”（《经上》）。“功”是指经济效果。墨家明确地说：“功，不待时，若衣裘。”（《经上》）（意思是说功在时间上不能等待，就像夏天到了要穿夏衣，冬天到了要穿皮裘一样）。“地得其任，则其功成，地不得其任，则劳而无功”（《号令》）。这些论述提出了功与时，功与利诸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是最早对经济活动效益的有创见性的分析。[17]韩非吸收了墨家的观点，进一步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都更重视探讨经济活动的效益，也具有更为明确的成本意识。这集中体现在下面几段话中：“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则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南面》）又说：“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八说》）这是两段很精彩的关于成本—效益的议论。“入”指收入，即经济活动的成果；“出”指支出，即经济活动中要素的耗费，也就是成本。“事成而有害”的“害”也可引申为耗费。“功”是经济效益，是收入和支出的比较。“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就是指收入大于支出，成果大于成本，方可算具有经济效益，也就是“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之意。韩非认为经济活动必须遵循效益原则，能取得效益的经济活动才应该去做，这就是他所说的“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他批评了“计其入，不计其出”，“名得而实亡”，“功小而害大”即不讲成本，不讲效益的自然经济观点。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片面追求产量产值的观点。韩非也批评了另外一些人“苦小费而忘大利”（《南面》）即吝惜必要的耗费而看不到以此换来的更大利益。这种人表面上看起来和第一种人刚好相反，实际上骨子里并无不同，都是缺乏成本—效益比较的观念。

韩非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进行成本—效益比较的重要性，而且具体探讨了如何提高效益的问题。他看到了时间因素对于经济活动效益的重要性，指出时间的浪费将意味着生产活动效益的损失：“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农夫）数摇徙，则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亡五人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亡五万人之功矣。然则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大矣。”（《解老》）韩非进而指出：“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民务变谓之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使大众作事），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这是从国家角度讲，频繁地变更政策法令将不断地引起利益关系的调整，从而改变人们的择业方向，而人民职业的频繁变动将由于时间的损失而造成整个国家宏观经济效益的损失。含蓄地表达了国家的政策法令应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思想。

除注意到时间因素同经济效益的关系以外，韩非还探讨了影响经济效益的其他因素，如《难二》篇指出：“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饮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完好，则入多。入多，皆人为也。”韩非认识到影响经济效益的因素是复杂的，首先，农业生产必须考虑农时节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李比希的话说：“在农业上没有比时间因素更重要的因素。”耽误了农时也就谈不上经济效益。其次，韩非告诫统治者不应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乱征徭役，从而妨害农业生产这件大事，应使男耕女织的个体小农经济能正常运作。第三，要注意研究动植物生长规律和土地的性能，使生物因素同环境条件相适应。马克思指出：“在农业上面，自始就有自然力在协同发生作用；在农业上面，人类劳动力的增进自始就要有自然力这样一个自动发生作用的物体的运用和利用，方才可以完成。”[18]韩非所谓“慎阴阳之和”“节四时之适”“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等等就是充分考虑到自然力在农业上的协同作用，注意利用自然力来取得农业生产活动的效益。第四，是“明于权计”。生产活动开始前就要作好详明的计划，尽可能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第五，是利用和发挥各种生产工具机械的优势，“用力小而致功大”，即用较小的耗费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韩非完全认识和肯定机械工具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作用。第六，是注意搞好流通。第七，是“利商市关梁之行”，即降低交易成本、节省开支，以降低原材料耗费。第八，是韩非还充分肯定了市场对经济效益的重要性。《说林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而欲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矣’。鲁人曰：‘何也？’曰：‘屦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缟为冠之也，而越人被发。以子之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这位鲁人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其产品是为别人而生产的，与主要为自己消费而生产的小农经济不同，但他却毫无市场意识，要到没有市场需求的地方去推销他的产品，韩非认为“必穷矣”，即不会有经济效益。

提高经济效益的意义和重要性在今天已是尽人皆知的了。但要彻底克服我国经济生活中片面追求速度产值，不计成本，忽视效益的顽症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们身边韩非所批评的“名得而实亡”“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出大费而成小功”，不顾市场盲目生产的现象并不少见。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全国工业企业在出现利润连续大幅度下降的同时，职工工资总额却大幅度上升，“小功成而主亦有害”，这种低效益与高工资的荒谬结合，受害的必然只是国家。

三、比例税制的财政观点

韩非在赋税问题上值得称述的一个观点是主张实行差别比例税制（差别比例税率）。他说：“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六反》）在这段话里韩非提供了一个他所理想的社会模式。在这个受到严格控制的社会中，赋税征收的原则是“论其税赋以均贫富”。熊梦和胡寄窗先生都认为韩非这里所说的是实行比例税制。[19]胡先生并称其为“先秦思想家中特有的创见”[20]。但胡先生又指出了其中的两个矛盾：其一是运用差别税率为工具以均一贫富的进步观点同韩非一贯反对“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的济贫政策相矛盾；其二是运用税率以减低财富分配的过分悬殊的财政思想是欧洲十九世纪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才提出的思想，在韩非的时代，他所代表的阶级不大可能产生这样的赋税观念。[21]我们认为胡寄窗先生所说的两个矛盾是不存在的。先来看第二点。思想意识往往具有某种超前性，不能用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家后来才提出某种观点来否定中国封建阶级思想家有类似观点，对韩非这样的不羁之才，更不能作如是观。这里的问题倒在于“论其税赋以均贫富”这句话是否就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运用比例税率以减低财富分配过分悬殊的财政思想。我们认为这二者似乎并不一样。如果一样那就会得出韩非主张均贫富和救济穷人的结论，而这同韩非的一贯思想显然是矛盾的，和同段引文中的“使民以力得富……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的说法显然也不协调。这也就是胡先生所说的第一个矛盾。我们的看法是，这里的“均贫富”的“均”不是平均、均齐的意思，而是调度、调节。[22]是国家通过差别税率使穷人富人的税负同他们的财力相适应，用对富人较高的税率将其大部分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中，也就是商鞅所谓“家不积粟，上藏也”（《说民》）之意。韩非和商鞅都是绝对的君权主义者，认为大量财富积存于私家豪门会削弱和威胁君权。他说：“公家虚而大臣实……可亡也”（《亡征》），“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爱臣》）。对于平民中的富者，韩非则为征敛其财富提出另一个“理由”。《六反》说：“凡人之生（性）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财货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六反》）这是说人的本性是穷得富不得，富足了反而会变得懒惰侈泰，必须像商鞅那样使“富者贫”（《说民》）。由此可见，韩非虽然反对“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但并不反对征敛于富人以集中于国家。这二者都是符合他的思想逻辑的。另外，韩非为了重农，对当时“耕者则重税”的税收政策是反对的[23]，所以他主张贫富差别税率也就更不足为怪了。

还可以指出，如果仅就差别比例税率这一主张而言，韩非并不是它的首倡者，他是有所继承的。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有“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的主张，以后《管子》和荀子都有同样的提法。荀子还有“等赋”即制定有差等的租赋的主张，他说：“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王制》）“相地而衰征”和“等赋”都是一种差别比例税制，它不能对韩非没有影响。不过，管仲、《管子》作者和荀子的差别比例税制的主张意在刺激生产者的积极性，以促进生产的发展。而这一主张在韩非手中却成为国家集中社会财富，壮大君权的手段，这确实是他的创见。

【注释】

[1]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2页。

[2]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第145页。

[3]同上书，第149页；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9页。

[4]《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5]我国历史上最早实行人头税的证据是《淮南子·纪论训》说秦时“头会箕赋，输于少府”。高诱注：“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至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1723年）又推行“摊丁入亩”政策，至此人头税才完全取消。

[6]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68页。

[7]《墨子·耕柱》。

[8]《左传·襄公十四年》。

[9]《庄子·胜箧》。

[10]《孟子·公孙丑》。

[11]《战国策·魏策》。

[12]《战国策·赵策三》。

[13]《战国策·齐策一》。

[14]董说《七国考》引桓谭《新论》，又见《太平御览》和《北堂书钞》。

[15]《战国策·东周策》。

[16]见《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载《文物》1972年第5期和《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

[17]参看巫宝三《先秦经济思想》，载《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第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6页。

[18]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页。

[19]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9页；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75页。

[2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76页。

[21]同上。

[22]《经籍篡诂》引《诗·皇皇者华》：六辔既均。注云：均，调也。又《周礼·内宰》：均其稍食。注云：均，调度也。

[23]《韩非子·显学》曰：“耘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