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中庸”思想的特殊文化心理_中国儒学导论

产生“中庸”思想的特殊文化心理_中国儒学导论

我们怎样内在地思索？怎样外在地交流？怎样与世界在一起？这都是因词语而产生的问题。不同的词语，说出了不同的文化。词语是“意义”的形式。《汉书·景十三王传》载：

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

中国文化存在于中国字中，而且是发生、发展在中国字中。中国字在形式上的特征最鲜明、独立性能最好，是以象形、象事、象意的孤立单音节存在为基础的，它是“在”之“实”与“有”的符号。“是”，于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判断词，是一个“肯定”，因此而成为一个系词。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于古汉语中，它就是一个“真”、一个“绝对”。《说文解字》云：“是，直也。（段注：直部曰，正见也。）从日、正。（段注：十日烛隐则曰直，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于日也。）”汉字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词语。“语言中的单词为事物命名——句子是这种名称的结合。在这幅语言的图画中，我们发现了以下想法的根源：每个字词（word）都有一个意义（meaning）。这个意义同这个字词是相联系的。它是字词所代表的东西（object）”在这里表现得极为充分，而“‘一个字词的意义是由意义的解释所解释的东西。’例如：如果你想理解‘意义’这个字词的用法，就去查查被称为‘意义的解释’的东西”[3]。

决定了这一形式的原因又在于全部《论语》的基点是“此在”，用一句儒学语境中的话来说，这一“此在”即所谓“当下即是”。如《子罕》中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在”就是孔子的“时间”，因此也是《论语》中的“时间”，更是中国文化所拥有的“时间”。因此，如《述而》中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先进》中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就是必然的了。所有“人”、一切“人”之“生”，对于具体存在的“个人”，都是一种没有天堂也没有炼狱，既无前生更无来世的“此在”。而这一“此在”，就是孔子唯一的关注对象。(www.guayunfan.com)而所谓“此在”的意义，就如《宪问》中载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必须以经验自我个体而承载一切。朱熹于《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曾经这样说过：“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对“此在”的无比关注，是无宗教文化氛围中的文化要求。那么，作为文化要求的就只能是向古典的学习和在古典规定下的言行，在这一言行中锤炼出的对古典的真诚与承诺。于是，“人”与其“生”，就不能不是全部关注的焦点所在。“对于形上学的思辨和‘神学’的可能性，孔子缺乏感受。然而他深深地关怀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命。”[4]那么，所谓“人生”就不是一场“救赎”、一种“炼狱”，而是一个“自我确认、证明和自我实现”的完整过程。

这一“自我确认、证明和自我实现”过程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礼乐”环境、一个“礼乐”平台、一种“礼乐”氛围，于是，“文化中国”中“礼坏乐崩”的忧患，于历史中就是随时存在的、不绝如缕的。在“礼乐”规范中的生活，是一种“应然的生活”，而已不是一种“实然的生活”；原始存在的、实然的生活，对于“礼乐”来说是应予批判和否定的。因此，生活就以“至善”为其价值指向，而不以“真实”为其价值指向。所谓“儒生”“儒将”“儒医”乃至“儒僧”“儒商”等等，无非是指其以“儒教”规范业务的程度如何或在其业务中相应于这一“儒术”的表现如何而已。因为这一教育制度的目的在于为社会管理系统提供人才资源，国民素质和社会文化的普遍提高并非其关注的重点。在此，这一所谓“人文主义”又不能不说是“儒教”的，但真正能够结束“百家争鸣”的“哲学与宗教的整合”毕竟完成了。因此“儒教”就获得了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根据。因此，不如说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对“半宗教半哲学”形式的“既解构又重建的工作”，因为这本来是不能成就的工作。产生“中庸”思想的特殊文化心理_中国儒学导论

我们怎样内在地思索？怎样外在地交流？怎样与世界在一起？这都是因词语而产生的问题。不同的词语，说出了不同的文化。词语是“意义”的形式。《汉书·景十三王传》载：

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

中国文化存在于中国字中，而且是发生、发展在中国字中。中国字在形式上的特征最鲜明、独立性能最好，是以象形、象事、象意的孤立单音节存在为基础的，它是“在”之“实”与“有”的符号。“是”，于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判断词，是一个“肯定”，因此而成为一个系词。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于古汉语中，它就是一个“真”、一个“绝对”。《说文解字》云：“是，直也。（段注：直部曰，正见也。）从日、正。（段注：十日烛隐则曰直，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于日也。）”汉字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词语。“语言中的单词为事物命名——句子是这种名称的结合。在这幅语言的图画中，我们发现了以下想法的根源：每个字词（word）都有一个意义（meaning）。这个意义同这个字词是相联系的。它是字词所代表的东西（object）”在这里表现得极为充分，而“‘一个字词的意义是由意义的解释所解释的东西。’例如：如果你想理解‘意义’这个字词的用法，就去查查被称为‘意义的解释’的东西”[3]。

决定了这一形式的原因又在于全部《论语》的基点是“此在”，用一句儒学语境中的话来说，这一“此在”即所谓“当下即是”。如《子罕》中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在”就是孔子的“时间”，因此也是《论语》中的“时间”，更是中国文化所拥有的“时间”。因此，如《述而》中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先进》中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就是必然的了。所有“人”、一切“人”之“生”，对于具体存在的“个人”，都是一种没有天堂也没有炼狱，既无前生更无来世的“此在”。而这一“此在”，就是孔子唯一的关注对象。(www.guayunfan.com)而所谓“此在”的意义，就如《宪问》中载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必须以经验自我个体而承载一切。朱熹于《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曾经这样说过：“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对“此在”的无比关注，是无宗教文化氛围中的文化要求。那么，作为文化要求的就只能是向古典的学习和在古典规定下的言行，在这一言行中锤炼出的对古典的真诚与承诺。于是，“人”与其“生”，就不能不是全部关注的焦点所在。“对于形上学的思辨和‘神学’的可能性，孔子缺乏感受。然而他深深地关怀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命。”[4]那么，所谓“人生”就不是一场“救赎”、一种“炼狱”，而是一个“自我确认、证明和自我实现”的完整过程。

这一“自我确认、证明和自我实现”过程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礼乐”环境、一个“礼乐”平台、一种“礼乐”氛围，于是，“文化中国”中“礼坏乐崩”的忧患，于历史中就是随时存在的、不绝如缕的。在“礼乐”规范中的生活，是一种“应然的生活”，而已不是一种“实然的生活”；原始存在的、实然的生活，对于“礼乐”来说是应予批判和否定的。因此，生活就以“至善”为其价值指向，而不以“真实”为其价值指向。所谓“儒生”“儒将”“儒医”乃至“儒僧”“儒商”等等，无非是指其以“儒教”规范业务的程度如何或在其业务中相应于这一“儒术”的表现如何而已。因为这一教育制度的目的在于为社会管理系统提供人才资源，国民素质和社会文化的普遍提高并非其关注的重点。在此，这一所谓“人文主义”又不能不说是“儒教”的，但真正能够结束“百家争鸣”的“哲学与宗教的整合”毕竟完成了。因此“儒教”就获得了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根据。因此，不如说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对“半宗教半哲学”形式的“既解构又重建的工作”，因为这本来是不能成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