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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学_刘家贵学术文选

时间:2022-07-1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富国学_刘家贵学术文选一、前 言富国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使封建制国家富强的理论和主张,是在中国封建集权制国家的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经济增长思想。三部论著分别代表了我国富国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清楚地反映出它发展演进的轨迹。所以说,富国问题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的一个特出的议题。这就是富国思想产生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此外,富国思想的产生还同我国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乃至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关。

富国学_刘家贵学术文选

一、前 言

富国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使封建制国家富强的理论和主张,是在中国封建集权制国家的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经济增长思想。其核心是关于如何发展物质财富的生产,增加物质产品,从而最终增强封建专制国家的经济实力的问题。富国学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一种比较系统的学说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方面的内容:(1)关于财富的性质、内容和范围;(2)财富增长的源泉,促进或限制财富增长的因素和条件;(3)如何认识和处理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4)如何认识和处理富国与富民的关系;(5)封建国家如何组织、协调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即关于宏观经济中的政府行为问题;(6)如何认识封建经济社会关系下财富增殖的可能性和界限的问题。古代思想家们由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上的分歧和对立,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先秦时期儒家和法家在论点上和政策措施上都是明显对立的,形成在富国学上双峰对峙的局面。以后各时期的思想家分别受儒法两家的影响,又形成具有不同色彩的流派。

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一个古老而永恒的主题。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始终是各个时代的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但在古代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这种经济增长的思想却包裹着富国的外衣:发展生产,增加产品只是手段,最高目的是富国。例如商鞅变法就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施政纲领。著名的军事家孙膑也认为强兵的关键在富国。《管子》这部著名的哲学经济思想文集,继承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传统,对富国问题也有许多集中的论述。司马迁作《史记》,富国问题是其中心议题之一,而西汉的盐铁会议实际上是关于富国路线的一场大辩论。北宋时围绕王安石变法的交锋,实际上也是关于如何富国的争论。迨至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他们的奔走呼号,也是志在图中国之富强。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致富图强是古代中国人千百年来魂牵梦绕的沉重话题,“富国之学”构成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一种内容宏富的学说,散见于各种文献典籍的富国议论和主张多如恒河沙数,且产生过三部富国学的专著,这就是:战国时期荀子的《富国》篇,北宋时李觏的《富国策》和晚清陈炽的《续富国策》。三部论著分别代表了我国富国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清楚地反映出它发展演进的轨迹。西方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前尚未产生过类似的著作。所以说,富国问题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的一个特出的议题。“富国之学”的内容如此丰富,这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

比较系统的富国理论形成于战国中后期,这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由诸侯割据称雄的纷争局面向中央集权的封建地主制统一国家过渡的时期。到战国中后期,各国君主已先后建立起集权专制的政权。结束分裂,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被提上议程。韩非把当时的时代特点概括为“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各国变法图强,以求壮大经济军事实力,由自己来兼并天下,统一中国。富国思想就是适应大国争衡的需要而产生的,并在以后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www.guayunfan.com)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由中央集权的诸侯国家进而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特点,这同西方直到近代才形成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而在此之前是邦国割据的分裂状态有重大区别。在中央集权制的条件下,原来分封制下分散的阶梯式的政治、司法、军事、行政权力,统统集中到以国君为代表的中央政权手中,与此相适应,也就要求有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所谓“提封之内,撮粟尺布;一夫之役,尽专于己”(《通典·赋税》)。《管子·事语》说:“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力劝下。”这是说中央集权国家集中财富有不得不然者。这就是富国思想产生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

此外,富国思想的产生还同我国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乃至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关。我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东濒浩瀚的太平洋,西部多为险峻的高山,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阻隔了我们的先人同异域文化的交流,在生产活动中,以农耕作为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基本形式,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形成基本上封闭循环的大陆农业文化,这同位于欧亚非三大洲接合部,几乎与战国同时代的古希腊或稍后的古罗马不同,这两个民族以爱琴海和地中海作为同异域交往的通道,有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发达的海上贸易,形成开放型的海洋商业文化。另外,我国封闭的大陆农业文化始终未能割断氏族宗法血缘关系的脐带,视家国为一体,把个人仅仅看作是实现家族和国家自身目的和利益的工具。这种特定的自然地理文化环境,塑造了我国古代富国思想若干鲜明的特性,例如从这一思想的主流来看,具有强烈的重农抑商色彩和用国家利益淹没否定个人利益的特点,这同西方比较重视工商业,不同程度地强调个人本位的传统不同。

二、富国学的酝酿——殷商至战国初年

(一)古代文献中的重农裕民观念

虽则富国学作为一种较为系统的学说思想晚至战国中后期才出现,但构成富国学的若干重要观念如重农、富民、对农商关系的认识等,则在历史上早就有了,这些思想观念乃是富国学的思想渊源。

在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受年”“受黍”“黍年”的占卜与“观黍”“省田”的记载。《尚书》也有“播时百谷”(《尚书·舜典》),“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尚书·吕刑》)的说法。《诗经》上则有“率时农夫,播厥百谷”和“自古有年”的诗句。周公告诫统治者“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尚书·无逸》)。《尚书·洪范》的农用八政中头两项即是“一曰食,二曰货”,表明了对粮食生产和布帛货币供应在治国安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这些都是殷周时期重视农业生产的史实,也是经济思想上最早的重农观念。这一时期重农观念较完整的一段资料是西周末年虢文公对周宣王的一段谏议:“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国语·周语上》)与这种重农观念相联系,人们对天时、土地、劳动等要素在农事活动中的作用也有了认识和初步的分析。时间因素是农业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农时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易经》上有“时大矣哉!”的说法,《尚书》有“敬授民时”和“食哉惟时”的观点。到春秋时发展为“无夺农时”这一明确的口号。《左传》有“时用民,欲无犯时”(《左传·成公十八年》)的说法。管仲进一步将这一口号与富民联系起来,说“无夺农时则百姓富”(《国语·齐语》)。另一个要素是土地。人们对土地的重要性和土地的美恶同农业收获量的关系已有深刻理解:“土爰稼穑”(《尚书·洪范》);土地的分配则应“以地之恶为之等”(《周礼·司徒》)。人们对于不同的土壤性质适合于不同作物生长的规律已有认识:“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周礼·大司徒》),并总结出“相其宜而为之种”这一重要经验。对劳动这一重要因素的作用也有了初步认识,“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尚书·盘庚上》),“力畋尔田”(《尚书·多方》),《左传》说“其庶人力于农穑”(《左传·襄公九年》)。对于生产工具的作用也注意到了,《周礼》有“以时器劝筈”的说法,《周易·系辞上》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人们已懂得施肥,而且认识到不同的土壤须施不同的肥料,即所谓“粪种”(《周礼·司徒》)。

当时重农但并不轻工商。人们认识到商品交易的作用是使人“各得其所”(《周易·系辞下》)。“懋迁有无化居,民乃粒(安定)”(《尚书·益稷》)。西周时为了鼓励商业发展,还规定商旅“来三室者与之一室之禄”的优惠政策(《逸周书·大聚》)。主张使农虞工商全面发展,各自发挥作用,“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周礼·冢宰》)。直至春秋时期这一农工商并重的传统仍未改变:“务材训农,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利器明德,以厚民生”(《左传》)。

西周统治者鉴于牧野之战中“纣卒易乡”(《荀子·儒效》),而殷亡的教训,深感“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产生了裕民保民的思想:“乃由裕民”(《尚书·康诰》),“惠于万民”(《尚书·大克鼎》),“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人们已将轻征同裕民联系在一起:“轻其征赋,裕其众庶”(《国语·吴语》),《周礼》还提出了“安富”的思想:“以保息六养万民……六曰安富”(《大司徒》)。发展生产的目的在于富民养民,成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宝贵传统。当然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民本身,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这些观念后来大部分被纳入富国学的思想体系之中了。

(二)思想家的富国思想

春秋晚期的孔子和战国初年的墨子已经有了明确的富国思想。据《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就是一种富国思想。墨子说:“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墨子·尚贤上》)他还明确提出了“国家富,财用足”(《墨子·天志中》),“官府实而财不散”(《墨子·非乐上》)的主张。孔、墨的这些言论是富国思想的较早表述,其特点已表现为追求君国之富。

孔子富国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强调富国和富民的统一,把富民看作是富国的基础,主张藏于民。他的弟子有若提出了“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的著名论断,可以说也是孔子思想的反映。孔子对富民有某些原则的提示,他说对人民应“庶之”“富之”“教之”,即增加人口,使人民繁衍,亦即增加劳动力,发展生产;增加产品,使人民富裕;教是教育,以提高人的文化素质,转变人的观念,属于人力资本投资。这就是孔子庶富教三部曲。另一项是提出“使民以时”(《论语·颜渊》)。这既是对时间因素的重视,也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设计和约束。与藏富于民相联系,在产品分配上政府应省力役,薄税敛,“薄赋敛,则民富矣”(《说苑·政理》),这要求统治者要“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孔子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主张开禁利民,使人民在经济活动中有较多自由选择的权利,提出“废山泽之禁”(《孔子家语·五仪解》),撤除一切阻碍商品流通和商业发展的关卡,称设关收税为“不仁”(见《左传》),可见他重农但并不轻商。

墨子的富国思想在内容上要更丰富些。他认为最重要的财富是粟米布帛,“衣食者,人之生利也”(《墨子·节葬》,下引只注章名),“菽粟多则民足乎食”(《尚贤中》)。他说:“农夫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妇人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亦可作),多治麻统(丝)葛绪(),捆(织)布(帛)”(《非命下》)即可以致富。在天时、土地、劳动三要素中,墨子特别强调劳动的重要性,认识到劳动是财富的重要源泉,他说:“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非命下》),“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非乐上》),又说:“地不可不力也。”(《七患》)因此,要增加财富就必须增加人口,增加劳动力,“欲民之众而恶其寡”(《辞过》),“土地者,所有余也。士民者,所不足也”(《非攻》),这是墨子在人口问题上的基本思想。他说:“唯人难倍”(《节用》),提出了早婚、非攻、节葬和禁止杀殉等增加人口的措施。强调劳动力是财富增长最重要的源泉,这是墨子富国论的一大特色。对于天时同财富生产的关系,他仅仅提出“以时生财”(《七患》)这个一般性的命题。

墨子富国思想的又一特点是强调节用,认为积极地发展生产必须辅之以节用,国家方能富裕:“其力时急而自养俭”“生财密而用之节”,(《七患》)“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七患》),甚至说节俭可使财富倍增:“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节用》)。节俭可以增加储蓄,储蓄转化为生产投入,即可增加财富。墨子简单地论定节用就可成倍增加财富显然并无道理。

墨子反对“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辞过》),反对“使民劳”(《节用》),主张“以其常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辞过》),反对额外征发徭役租税,这是一种富民的租役思想。

墨子对分工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主张“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节用》),“农夫耕稼树艺,百工修舟车为器皿,妇人纺绩织”(《节葬下》),认为舟车有“通四方之利”(《节用》),但反对奢侈品生产,说:“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锦绣文采靡曼之衣,此其非云益暖之情也,单(殚)劳力归于无用也。”(《辞过》)认为“民力尽于无用”是国家的七患之一。他主张“官府实而万民富”(《尚贤中》),“民富而国治”(《辞过》),可见他也是富国与富民的统一论者,孔、墨的富国思想虽然尚缺乏系统性,但一些主要观点对后世儒、法各家影响很大。

三、富国学的形成——战国中后期

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富国思想,出现了相当成熟的富国学专著——荀子的《富国》篇。以发展农业为富国的根本途径;把抑制工商业作为富国的重要手段;以共性至上原则和国家干预经济为基本经济发展模式;以加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经济实力为最高目标,是这一时期富国学的主要特点。

(一)三晋法家李悝、商鞅、韩非的富国论

李悝、商鞅、韩非是三晋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富国论概而言之就是“重本抑末”“强国弱民”。他们都认为所谓财富就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粟米布帛,是耕织产品,农业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产业,因此国家必须重农,专力发展农业,而所谓富国就是让农民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粟米布帛等耕织产品。李悝说:“农伤则国贫”,韩非说:“富国以农”,商鞅说:“所谓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饮食有节,则出寡矣;女事尽于内,男事尽于外,则入多矣。”(《商君书·画策》,以下只注篇名)又说:“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去强》)韩非说:“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韩非子·诡使》,下引只注篇名)又说:“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难二》)

土地和劳动力是财富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要素。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作为他在魏国变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也就是充分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为此必须做到:(1)“治田勤俭,则亩益三斗”“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2)“必杂种五谷,以备灾害”,并充分利用闲置的土地,“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殖于疆场”;(3)实行平籴政策,由国家视年成好坏,收购和储备粮食,丰年多收购,歉收少收购,灾年则出售储备的粮食,以保持粮价的平稳,解决农民种粮积极性低落的问题,“使民毋伤而农益劝”(见《汉书·食货志》《通典》)。商、韩继承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思想,也很重视农业生产的这两个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利用,重视土地的垦辟和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商鞅在秦国开阡陌封疆,确立和发展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商君书》提出了“定分”即确立和保护私人产权的问题,认为“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定分》)。韩非也有“明分以辨类”(《韩非子·扬权》)的主张,含义与商鞅同。他认为应保护私人产权,这样才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他说:“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贫家,是夺力俭而予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韩非子·显学》)。实现了“定分”即明确界定产权就为充分利用土地,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提供了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保证。但韩非所说只限于土地占有者,至于工商之民则不在此列。

《商君书》对于如何“尽地力”即更充分地发挥土地的生产力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识到实现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性。《错法》说:“有土者不可以言贫……地诚任,不患无财。”《算地》说:“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这涉及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这一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法家向来是主张“无旷土,无遨民”的,商鞅就有“民不遨,则业不败……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垦令》)的主张,提出“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算地》)。韩非说:“尽其地力,以多其积。”(《韩非子·五蠹》)这就把国家财富的增加放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之上,贯彻了发展生产力的观点,这是法家富国学的科学性所在。

商、韩对于劳动这一要素的作用也很重视,他们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发挥直接生产者的积极性以尽民力的问题。商、韩的思想逻辑是,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借助刑赏二柄,建立一套将政治法权强制与物质利益原则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对于所谓因懒惰而贫穷的人,用严刑峻法相威胁,使之“民贫则力富”(《弱民》),不得不努力生产。对于富裕的人,则以爵赏相利诱,实行粟任粟爵,使之自动向国家献出粟米布帛以换取官爵。做到使“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慎法》),而“利出于地,则民尽力”(《算地》)。这样,一方面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辟草生粟,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又能保证国家掌握大量的财富。也就是韩非说的一方面“耕田垦草,以厚民产”;另一方面“征赋钱粟,以实仓库”(《韩非子·显学》)。但仅仅这样还不够,还必须抑工商。商鞅认为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工商业的影响。农业和工商业的利益悬殊,使农民种粮的机会成本太大,影响了生产积极性,“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农战》),“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怠)”(《农战》)。但这还不是抑工商的全部理由,另一个理由是,工商业者不生产财富。商、韩斥责商贾技艺之人为“六虱”,为蠹虫,视工商业为末业,因此,必须抑工商。商鞅说:“治国……能事本禁末者富”(《壹言》),“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农战》)。韩非说国家贫穷的原因就在于“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主张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外末作”(《韩非子·五蠹》)。把抑工商作为富国的一个条件,这是商、韩富国论的一个特点。李悝也主张“禁技巧”,说“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说苑·反质》)。但他所谓技巧乃是专指雕文刻镂、锦绣纂组一类生产奢侈品的手工业,这与商、韩不同。

商、韩富国论的又一大特点是把富国同富民对立起来,主张将农民手中的大部分产品集中在国家手中,提出了“弱民”和“反足民”的主张。商鞅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弱民》)所谓“弱民”,从经济上说,就是不使直接生产者保有过多的财富,做到“家不积粟,上藏也。”(《说民》)要他们把生活所需以外的产品都上缴国家。商鞅进一步指出,民贫和民富都于国家不利。他的逻辑是:“民贫则国弱,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说民》)人民富裕了,就会放纵淫荡,从而滋生各种弊害,荒废生产事业,最终使国家贫弱。故他主张“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说民》)完全从国家本位的观点来看待人民的贫富问题。韩非的思路大体相同,他提出“反足民”论,认为民性“财货足则轻用,轻用则奢泰……奢泰则家贫”,“凡人之生(性)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韩非子·六反》)所以“虽足民,何可以为治”(《韩非子·六反》)。这里涉及的是允许直接生产者能够保有多少物质产品这样一个关系长远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如果直接生产者除满足起码的生存需要以外,没有一定数量的满足体力和智力发展需要的剩余产品,就没有可能来完善和提高自身的素质,也没有可能来增加生产投入,这反过来又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商、韩这种将大部分财富集中于国家手中的极端主张,从长远的经济增长来看,是十分有害的。

商、韩又进而将私人利益同国家利益对立起来,认为只有灭私利,才能兴公利。这就将上述直接生产者和国家的关系扩大为一般性的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上至王公大臣,豪商巨贾,下至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其私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商鞅说:“有私则国弱。”(《说民》)韩非说:“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八说》),“公私之相背也”(《五蠹》)。因而商鞅主张:“开公利而塞私门。”(《壹言》)韩非对私家富重于王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说:“群臣之太富,主君之败也。”(《韩非子·爱臣》)用压抑、限制私人利益来保证国家利益,这是商、韩富国论的又一特点。商、韩废私立公的主张在当时确有反对坐大的私家豪门分裂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国家地位的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则势必挫伤私人生产经营、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商、韩又是极端国家干预论者,其富国思想又具有强调国家干预的特点。商、韩认为由国家操有对人民贫富予夺的大权,不仅事属必然,而且非如此不能达到富国的目的。他们都充分肯定政治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作用。如商鞅说:“无宿治,……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垦令》),“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垦令》)。韩非说:“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治;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韩非子·六反》)相反,如果赏罚失当,政治搞不好,则国家无法富强,“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生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韩非子·六反》)他们的结论是:“治者必强”“治者必富”。(《立本》)国家的政策法令、官吏的办事效率是经济增长的软环境问题,对经济增长无疑有重大影响,上述思想是深刻的。

韩非对于人口增长与财富增长的关系提出了一种颇为特殊的分析:“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韩非子·五蠹》)。财富增长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由于人口增长过快,破坏了人口与财富之间的平衡,从而制约了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事力劳而供养薄”(《韩非子·五蠹》)的结果。由此看来,韩非对经济增长的前景持悲观的态度。

(二)齐法家——《管子》作者的富国论

现在多数学者认为《管子》一书是齐法家的著作,大多数篇章成于齐国稷下学士之手。《管子》是先秦最著名的经济论著,书中有不少篇章论述富国问题,但其中《牧民》《立政》《五辅》《禁藏》《治国》《侈靡》等篇更为集中突出。

《管子》第一篇《牧民》开宗明义地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治国》篇说:“富国多粟生于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韩非所说的“富国以农”也是《管子》富国论的一条主线。《管子》也很重视土地和劳动这两个要素的作用。重视土地的开辟、重视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和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五辅》),“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小问》)也很重视二者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八观》),“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霸言》)。

《管子》主张国家应使人民有足以维持生计的土地,使个体农民能在明确的产权下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如《禁藏》篇说:“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田备然后民可足也”。《重令》篇主张使“民有经产”,“经产”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恒产,也就是使个体农民享有长期稳定的产权,从而保证经营者长期投入的积极性,“畜长树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经产也”(《重令》)。《管子》对调整生产关系以调动直接生产者的积极性有深刻分析,《乘马》篇说:“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之早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寐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而民知得正(正通征,国家的租税)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简言之,是说在用实物地租取代劳役地租,并实行有等差的地租条件下,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民由于租税合理,产权明晰,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大大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收到了尽民力和尽地力的效果。这是关于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段卓越论述。上述思想和商、韩的富国论并无不同。但《管子》的富国论确有不同于商、韩的特点,这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拓展了财富的范围和国富的内容。《立政》提出有五项生产事业同富国有关:“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这里提到的国富内容包括了农、林、牧、副、手工业、水利工程六个方面,实际上囊括了古代社会的全部物质生产活动。《管子》所说的财富也就是这些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相当于古代社会的物质生产总额。这就拓展了富国问题的视野。

第二,重视对生产力的研究和探讨。物质财富的增加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离开生产力,富国就是一句空话。《管子》中有丰富的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成为其富国论的重要内容。《管子》中的生产力思想涉及对土地、劳动、天时、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要素及其相互结合的分析,前两项上文已有所论述,现就其他因素作论述:(1)把时间视为决定一切物质生产活动经济效果的重要因素。《管子》对于时间因素的认识已不限于“使民以时”这个一般性的命题,而具体分析了春夏秋冬四时所应进行的各项农事活动,强调天时与五谷生长的关系,政府行为遵循四时的重要性。指出“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牧民》),“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露(露,败也)”(《四时》),“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形势解》)。突出了人主动地掌握农事活动的时间规律,以保证经济效益的思想。更重要的是《管子》还认识到时间因素对于农业以外的其他物质生产部门的重要性。“时之处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为,明日亡货,昔之时已往而不来矣。”《管子》从不可逆性这一时间的重要特性论述了时间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影响到财富的增长和经济活动的效果,丧失时间也就丧失了财富。(2)对水利灌溉工程的重视。《管子》充分认识到水利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指出威胁农业生产的水、旱、风雹、厉、虫五害中“水最为大”(《度地》)。因此水利工程对于保证农业丰收意义甚大。“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获。”(《立政》)(3)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探究与总结。重视土壤性质同农作物生长的关系,强调要“相高下,视肥(贫瘠),观地宜,……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立政》)。农作物的生物特性同土壤环境因素的统一是农业生产活动的一条重要规律。《地员》篇深入具体地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总结出地势高下,土质肥,水泉深浅,土壤类别同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农作物和经济林果种类,对于实践有科学价值。讲求耕作技术,《小匡》篇提出了“深耕均种疾耘”“先雨芸耨,以待时雨”和“别苗莠,列疏速(密)”等宝贵经验。(4)把管理也视为生产力的一个要素。《乘马》篇对此有简略论述,“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

第三,关于“末”的问题《管子》有不同于商、韩的认识。《管子》的提法是“务本饬末则富”。“饬”是整顿,这同“禁末”在程度上有所区别。《管子》所谓“末产”“技巧”都是指“刻镂文章”的工事和“玩好无用之物”,并非指一般的手工业。不惟如此,《管子》对于制造机械的百工是很重视的。说:“故聚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以练尖锐。”(《七法》)“立械器以使万物,天下皆利”(《国准》),主张“毋乏耕织之器”(《幼官》),它所例举的耕织之器达十种以上(《轻重乙》)。更为重要的区别在于,《管子》所谓“末业”并不包括商贾,这与商、韩显然不同。通观《管子》全书,除《轻重》各篇提出用货币、价格政策打击富商大贾外,并不歧视商贾活动,不但不歧视,还肯定商贾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如《小匡》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治国》篇主张“使农士工商交能易作”,而《禁藏》篇则从求利乃人之本性这一见解出发,肯定“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不远者,利在前也”的合理性。要之,对于制造日用品和生产工具的手工业和正常的商贾贩运懋迁活动对富国的作用是充分肯定的。

第四,主张富国与富民的统一。齐法家吸收了儒家富民思想,这同三晋法家全盘否定富民不同,《治国》第一句话就点明:“凡为国之道,必先富民。”又说:“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币,府无藏财,赀藏于民。”(《山至数》)与此相联系,齐法家除注重刑赏法治外,还注重德治。《五辅》篇提出六项德治的措施: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救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德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薄税敛,“薄税敛,轻征赋,弛刑罚……此谓宽其政”。“省刑罚,薄税敛,则民富矣。”(《小匡》)德治思想是一种富民思想,这是齐法家富国论的又一特点。

第五,同商、韩相比,《轻重》各篇体现了更为丰富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这主要是指“官山海”和行轻重之术,前者指由国家实行盐铁专卖;后者是国家运用货币物价政策来打击富商大贾,把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国家手中。

(三)儒家荀子的富国论

荀子以儒家省役薄敛、富民养民、藏富于民的思想为本,吸收了管仲“相地而衰征”的思想,墨家强力非命,强本节用的观点,兼采商鞅聚粟多众,发展生产的主张,孟子恒产论和分工论,构造了他的富国理论体系。荀子的《富国》这一名篇,是富国学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荀子的富国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富国》中,在《王制》《王霸》等篇文中也有一些重要的观点。

欲望论是荀子富国论的出发点。他说:“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下引只注篇名)。“欲多而物寡”即稀缺的资源同人类无限的欲求的矛盾是荀子提出的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所面临的一个永恒的矛盾。围绕这对矛盾的解决,荀子从两方面展开论述。一方面指出靠发展经济,增加产出,节制消费,增加储蓄;另一方面,从制度上解决“明分”问题,建立起一套区分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使人们按等级名分来“足欲”。

荀子正确地认识到解决“欲多物寡”这对矛盾最根本的要靠发展生产,增加产品的供给。他的富国论的总纲是“强本节用”“开源节流”。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天论》),“务本节用财无极”(《成相》),“务本事,积财物……则国家案自富矣。”(《王制》)这种思想最为完整的一段表述是:“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纝(同窖)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富国》)。这一财富的本末源流的分析,深刻地阐明了生产决定分配、经济决定财政的原理,至今仍有科学意义。“强本”就是要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供给;节用属国家的财政支出,节制消费性支出以增加储蓄,两方面结合好才能富国。从荀子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财富观仍然是重农主义的,只限于粟米布帛一类耕织产品。

对于土地和劳动两大要素,他指出:“无土则人不安居”(《致士》),主张“农分田而耕”(《王霸》),解决农民无地可耕的问题。重视土地的开辟,多次提出了“辟田野”的问题。他重视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张使“耕者乐其田”(《富国》)。指出发挥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就能成倍地提高土地产出率:“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富国》)。荀子提出了“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富国》)这一深刻见解。重视对人力资本投资:“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大略》)。自孔子提出“教之”的问题以后,这一直为儒家所重视。

荀子还探讨了影响农业生产力的其他因素。他重视根据土地类别种植作物的问题:“相高下,视肥硗,序五种(注:五种指黍稷豆麦麻)”(《王制》);重视兴修水利:“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王制》);讲求农业生产技术,重视施肥和精耕细作:“多粪肥田”“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富国》),并将“田秽稼恶”“眓耕伤稼,眓耘失岁(荒芜)”等粗放的耕作称为“人袄”,“人袄则可畏也”(《天论》);肯定时间因素在农事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天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王制》)。以上是荀子“强本”论的主要内容。

“无制数度量则国贫”(《富国》)是荀子节用论的理论根据,而他的节用的总原则是“节用以礼”(《富国》),也就是使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群的消费水平同其身份地位相适应,“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则财物积,国家案自富矣”(《王制》)。这显然不同于墨子“俭而难遵”的节用。

荀子重视富民,他将早期儒家“百姓足,君孰与不臣”的命题发展为“上下俱富”这一富国富民统一的思想。这包括以下内容:(1)人民的贫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贫富:“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上下俱富。”(《富国》)(2)民富利于发展生产:“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有空虚贫乏之实矣”。这把富民问题提到培植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来认识。(3)反对不重视发展生产,横征暴敛的短期行为,指出这是“伐其本,竭其源”(《富国》)的做法,终将导致“求富而丧其国”(《富国》)的严重后果。(4)以轻税薄敛等富民措施扶持鼓励个体小农经济发展,他说:“不富无以养民情,……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大略》)。主张实行“养万民”的税法:“田野什一,关市讥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征)”(《王制》)。

荀子把禁末作为富国的必要手段,他说:“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财)也”(《君道》),主张“省工贾,众农夫”(《君道》)。他的禁末论的本意是“工商众则国贫”(《富国》),即反对过多人口从事工商业,而不是反对工商业本身,这与商、韩禁末不同,而与《管子》相近。在古代社会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情况下,把从事工商业的人数控制在合理限度内是完全正确的,确实是富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这个限度内,荀子充分肯定了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指出商贾的作用是使“货财通,而国求给”,百工的作用是使“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王霸》)。荀子对于商品流通的社会经济效益有深刻的理解:“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使社会财富“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他说:“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一也,四海之内若一家。”(《王霸》)他关于富国和务本禁末关系的一段较完整的论述是:“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富国》)。这里“轻田野之税……罕兴力役,无夺农时”是他的务本论,而“省商贾之数”则是他的抑末论,而在这抑末论的前面又提出了“平关市之征”这一保护工商业的儒家传统观点,这说明荀子认识到适度的工商业的发展也是富国的必要条件之一。

荀子的富国论不仅充分考虑到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因素,而且考虑到制度等非经济因素,这是荀子富国论的突出之处。这就涉及荀子富国论的第二个大的方面,建立一套区别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对富国的作用和意义。荀子认为,人都有欲望,这是与生俱来的本性,“欲不可去,性之具也”(《正名》),如果放纵人的这种欲望,这会导致争乱和贫穷,“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性恶》),“争则乱,乱则穷矣”(《富国》)。但荀子认为“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正名》)他提出士农工商的分工分职论,即建立一套封建等级制度,明确规定不同社会等级的职责和权益,对于统治者要求“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对于众庶百姓则“事出必利,利足以生民”。各色人等都按各自的等级身份来足欲:“虽为天子,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虽为守门,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正名》)如此就能做到“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禤禤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富国》),使“欲多物寡”的问题得到解决,也是荀子富国理论体系的完成。

四、富国学的流变与发展——从西汉到唐代

西汉的经济发展路线和政策经历了早期的无为放任和中期以后的全面干预控制的演变发展,司马迁和桑弘羊的富国思想正好反映了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路线和政策。司马迁是卓越的思想家和学者,桑弘羊则是杰出的理财能手和政治家。前者主张广义的富国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路线,后者主张狭义的富国论和全面的干涉和控制政策。下面分别论述之。

(一)司马迁的富国思想

司马迁是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富国思想,在富国学中形成了卓尔特立的一家之言。他的富国思想集中反映在《史记·平准书》和《史记·货殖列传》(以下只注篇名)中。顾亭林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卷二六)。司马迁的富国思想主要是通过对政府和各类人物经济活动有褒贬倾向的叙述中反映出来的。司马迁的富国思想在下述几个方面有新的发展:

第一,发展和拓宽了关于财富的概念。《货殖列传》一开头就列举了全国各地种类繁多的产品,他说这些产品“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这些产品是由农虞工生产出来,又由商人贩往各地,提供到市场上供人消费的,“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所以他进而指出:“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这就从国民财富的生产与流通,以及生产与流通的发达程度与规模同富国富民的关系的角度作了较为全面正确的分析。在司马迁看来,财富首先是能供人民“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的有用物品,而这些物品不仅要靠农虞工各生产部门生产出来,还要靠商业来流通,提供到市场上,才能成为现实的财富,这样一种财富观是前人从未提出过的。不仅如此,司马迁所理解的财富还包括货币。“货殖”一词朱熹释为“货财生殖”(《四书集注》)。司马迁所说的“货殖”则除在生产领域生产有用物品外,还特指通过商品交换在流通实现货币增殖的含义。他说:“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平准书》),是说商贾趁国家改变币制而积累财富。如说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又如东郭咸阳、孔仅靠煮盐或冶铁,“皆致生千金”(《平准书》),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显然,司马迁对财富的认识与理解,已突破了传统的以粟米布帛为主要形态的认识水平,加进了矿产、手工业产品,尤其是货币财富这一全新的内容。这就突破了将耕织产品视为财富的唯一形态的财富观,也是对“富国以农”的传统富国论的一种否定。司马迁还以齐国的事例具体证明工商业也能富国的道理,“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对于个人来说,他甚至提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观点,这是总结实践经验得出的结论。虽然司马迁仅仅是从实证分析得出上述结论,未能对所以然的原因进行分析,但从经济增长思想看,这是由于工商业部门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经济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商部门,从而提高了经济活动的效益。

第二,为求富益货的行为辩护,肯定了人们追逐私人利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司马迁继承了前人关于求富逐利乃人的本性的思想,指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认为对人们这种求富逐利活动不应加以伦理道德的束缚,也不必以礼义制度来规范,更反对用刑赏法治来扼制,而应听其自然。指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妙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与之争”是商、韩法家的办法,更是桑弘羊的做法;“整齐之”是荀子的办法;“教诲之”是孔孟的办法。司马迁认为皆有其弊而终非善法,最好的办法是“因之”,即对求富逐利活动采取顺应、放任的态度。这样司马迁就比较明确、彻底地肯定了人们求富逐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司马迁还真实地描绘出一幅世人逐利活动的生动图画:“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通过这种描写,作者进一步表明他对求富逐利的肯定。不唯如此,司马迁还为“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立传,公开为这些在农、畜、工商经营活动,甚至货币贷放活动中的致富者辩护,说他们是“布衣匹夫,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司马迁分析总结了这些人致富的经验,写出了他们的品性和才具,赞扬了他们纤俭习事、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致其畜藏的商业精神和乐观时变、与时俯仰的企业家气质。说他们“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而是靠作力、斗智、争时,也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才干致富,同时指出“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这样公开、大胆地为人们的求富逐利行为辩护,主张发展民间工商业,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还是第一人。这对于冲破重义轻利的教条,促进封建社会的经济增长是有重要意义的。

司马迁虽然承认求富逐利活动是为人的本性所驱使,各色人等采取手段不同而目的无异,但对于不正当的求富活动并不赞成,更反对“弄法犯奸而富”。他也并不因重商而轻农。在《货殖列传》中他列举了许多经营农业致富的例子:“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千石鱼陂”“千亩桑麻”“千亩竹”“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又说:“本富为上,未富次之,奸富最下。”这说明司马迁的财富观,还是封建主义的,而非重商主义的。

第三,主张放任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司马迁从求富益货是符合人性的正当行为的认识出发,反对对人们的求利活动实行限制,认为放任主义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好模式,也就是“善者因之”。他关于经济放任主义的一段名言是:物质财富“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是一段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农、虞、工商各部门经济活动规律和特征的科学论述。司马迁指出农、虞、工商业者“各任其能,竭其力”“劝其业,乐其事”,并不是有谁在命令和指挥他们,而是为了“得所欲”即追求自身的利益。在商品市场上某种商品的价格下降,就会减少供给,供给减少了,价格又会上升。价格上涨会增加供给,供给增加过多又会使价格下跌,此即“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这就是经济学上的供给定理。在这个规律的调节下,就能做到使生产者“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是完全符合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这不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吗?司马迁虽然不可能知道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价值规律,但价格调节供求这一表面现象他已经锐敏地观察到并正确地描绘出来了。

在经济放任主义条件下,财富分配不均和贫富两极分化是难以避免的。司马迁认为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是正常的、合理的。他说:“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又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因而巧者能者奴役剥削拙者不肖者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这当然是剥削有理的论调,但也是司马迁经济放任必然得出的结论。

第四,司马迁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实行放任主义有利于富国富民,而实行干预政策则势必破坏经济发展,造成国贫民穷的道理。司马迁指出汉兴以来至汉武帝初年的七十年间,由于实行新道家黄老学派“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经济发展路线,经济增长成就粲然可观。“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货殖列传》),“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平准书》),“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仓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平准书》),一派国富家足的繁荣景象。据司马迁叙述,原因有三:(1)“海内为一”,国家统一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国家无事”,政治稳定,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3)“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弛商贾之律”,国家实行放任政策,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即“网疏而民富”。以上三条形成了十分有利的经济增长环境。

但汉武帝即位以后不久即改变了这条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路线,“外攘夷狄,内兴功业”,对经济实行大规模的干预。为了筹集巨额经费以支持庞大的开支,起用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一批“兴利之臣”,实行平准、均输、酒榷、盐铁官营等一系列与民争利的政策,“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用官营工商业来排挤打击私营工商业,破坏了经济增长所必备的环境条件,导致“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巴蜀之民罢焉”“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抚(耗)弊”等严重后果。司马迁指出这些干预政策的弊端有:(1)公营经济效率低下,“铁器苦恶,贾(价)贵,或令民强卖买之”(《平准书》);(2)不合理的征税,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物价上涨,“船有算,商者少,物贵”(《平准书》)。特别是政府用行政权力直接剥夺商人财产,即实行“告缗令”,对经济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国家“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这对经济增长来说造成另外两个严重后果:(1)“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挫伤了人民的储蓄精神,使社会财富更多地转向消费,使经济增长丧失了“资本”这一最重要的要素。(2)社会财富由生产经营者之手流向政府,“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同时这些财物亦由生产转向统治者的侈靡消费,“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平准书》)。司马迁对这些政策是坚决否定的,甚至借卜式之口说出“烹弘羊,天乃雨”这样愤激的话,表示了对桑弘羊一类“兴利之臣”的深恶痛绝。

(二)桑弘羊的富国思想和政策

桑弘羊是汉代著名理财家,主持西汉王朝财政工作达三十年以上,他主要是一个理财家,并无深厚的理论基础,他的富国思想主要是在为其政策作辩护和说明时反映出来,其思想和政策主要见于《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和《盐铁论》一书中。桑弘羊的富国论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由国家掌握商品货币的开阖敛散之权,而用富商大贾贱买贵卖、囤积居奇的办法来同商贾争利,将大量社会财富集中于国家手中,这样官营工商业就成为富国的重要途径。其二是把富国局限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突出了狭义富国论的含义。

桑弘羊的富国政策由均输、平准、酒榷、盐铁官营等一系列官营工商业政策和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等所构成。《史记·平准书》记载:“元封元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孔)仅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雇载)费。乃请置大农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即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另据《盐铁论·忧边》云:“群臣尽力毕议,册滋国用,故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以赡边。”据此可知,均输、平准、酒榷、盐铁官营这些官营工商业政策是由桑弘羊创设或经其手扩大推行开来的。桑弘羊对均输平准有如下说明:“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盐铁论·本议》,下引只注篇名)。可见均输是有关贡物制度的一项改革,在离京师较远的各地,设置均输官,人民可将原来缴纳的实物以全年中价格最高时的零售价格折成现金缴纳,再由均输官在京师或价格低廉的地方购买后上缴国库,可节省运费,赚取价格差价。平准是配合均输制度的一项调节物价的措施。在京师设置平准官,在离京师较近的地方仍以方物进贡,平准官负责接受这些贡纳之物,并负责平抑京师物价,贵即卖之,贱即买之。可见平准乃是范蠡平粜和李悝平籴政策的扩大和发展。酒榷则是由政府独家酿酒并专卖之,而禁止民间酿造。盐铁官营政策中,盐是由民间在国家监督下生产,交国家销售。铁则统一由国家控制全过程。“桑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平准书》),桑弘羊放弃了“告缗”这项最不得人心的陋政。但又推出入粟补官、赎罪免死、入粟可终生免除力役等政策。此外桑弘羊继续实行由国家垄断货币铸造发行,“摧抑浮淫并兼之徒”的政策,他说“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错币》),桑弘羊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县官大空”,即弥补国家财政亏空的问题。通过扩大封建专制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增强其经济实力。就这一有限的目标来说是实现了。据史书记载:“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汉连兵三岁,……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均自《平准书》)。桑弘羊自己也说:“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蓄,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为耕》),“总一盐铁……是以县官用饶足”(《本议》)。

但是,桑弘羊这些富国政策具有相当强烈的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色彩。它虽然增加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实现了狭义的富国,却损害和抑制了形成长期经济增长的要素和活力。正如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所说的那样:均输政策是“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行奸买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本议》),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平准政策非但未能平抑物价,反而导致物价飞涨:“县官猥发……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贪官污吏则乘机大发横财,“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本议》)。盐铁官营则弊病更大,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官营产品质量低,成本高。“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2)价格死板,好坏没有差别,“壹其价,善恶无所择”;(3)购买困难,耽误农时,“吏数不在,器难得……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农时”;(4)价格高,百姓买不起,“盐铁价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粳而淡食”。贤良文学来自民间,说的是亲身感受,使这些批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御史在声辩中承认:“大夫各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轻重》)。贤良文学受传统重本抑末论的束缚,未能认识到“以排富商大贾”正是官营工商业的最大弊害,因为从历史的角度讲,打击和排挤了私营工商业,也就扼杀了经济增长的生机与活力。

桑弘羊的富国思想归结起来就是:发展官营工商业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增加财政收入也就是富国。他说:“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本议》)“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畜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非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本议》),指出“今议者欲罢之”将会“内空府库之财,外乏执备之用”(《本议》)。所谓“赡农用”“足民财”都不过是装门面的话,真正的目的还在于这些官营工商业能内充府库,外足执备之用。这样,桑弘羊就把官营工商业看作是富国足民的良方。他说:“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力耕》)并进一步论证这一思想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于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都之冲,跨街衢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通有》)作为一种富国思想,桑弘羊的上述观点是片面而肤浅的。第一,他未能区分富国与富家的不同,未能贯彻发展生产力的观点,也根本没有国民财富的观念。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财富的增加离不开农虞工这三大生产部门,也离不开“劳身”和“力耕”即人的劳动,这一点他连商、韩都不如,更不用说《管子》作者和荀子了。第二,桑弘羊所谓富国不是广义的,而是狭义的。即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在此基础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专注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桑弘羊是典型的狭义富国论者。他只注重在流通领域剥夺老百姓,聚敛现有的财富,而不注重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增值财富,这就走上了荀子所说的“伐其本,竭其源”的危险道路。汉武帝的晚年尚能觉察到此前所走的道路的危险性,下了罪己诏,提倡“力本农”,富民养民,而桑弘羊对此却毫无觉悟。在这方面同他对立的贤良文学的眼界比他还要开阔些,他们说:“山海者,财用之宝路也,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宝路开,则百姓赡而民用给,民用给则国富”(《禁耕》),这是建立在生产论基础上的广义富国论。第三,抛开农业这个基础谈论富国,说“富国何必用本农”,在桑弘羊所生活的时代是完全不现实的。农业作为整个古代社会的决定性的部门对于实现富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几乎为所有古代思想家所承认,包括与桑弘羊同时代的也很重视工商业的司马迁也是如此。第四,桑弘羊虽然主张以工商富国,但他主张大力发展的是官营工商业,而非私营工商业,相反,他是代表封建国家打击私营工商业的。官营工商业与私人工商业性质不同,它不是瓦解封建自然经济结构的因素,而是强化自然经济结构的力量,最终只能对经济增长起阻滞作用。因此桑弘羊是抑工商的而不是代表商人资本利益的。相反,贤良文学虽然打着“进本退末”的旗号,在义利问题上搬用旧的教义,但他们反对的乃是官营工商业,而非一般的工商业。如他们说:“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本议》),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所谓“末”是专指官营工商业。对于私营工商业他们是赞成的,并为之请命:“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价),器和利而中用。……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售)。农事急,运衍(散也)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币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水旱》),“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禁耕》)那种认为桑弘羊是重工商的,儒生是抑工商的传统观点,乃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工商业的结果。

(三)唐代富国思想综述

从东汉至隋代约600年的时间,从富国思想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围绕如何实现土地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的更好结合,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从东汉到三国,王莽所提出的“强者规田以千亩,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汉书·王莽传》),即豪强进行土地兼并,“富者名田逾限”(《申鉴》)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因而有限田主张的提出。而在晋代以后,由于战乱频仍,人口急剧减少,大量土地荒芜,形成“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的萧索景象,于是又促成占田、均田的实行,以及分业定民建议的产生。无论限田、占田或均田都是企图对土地问题有所解决,使农民有稳定的产权,安定流民,实现土地同劳动力的结合,从而发展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占田和均田同时又和赋税力役的征收紧密结合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一时期思想家仍广泛地探讨了富国富民的关系以及如何以薄税敛实现富民的问题。这些问题到唐代又有新的变化。

唐代曾创造出辉煌的经济,产生过著名的理财家,但并没有出现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一些人对经济问题也进行了内容较为广泛的探讨,但大多承袭前人旧说,鲜有创新见解,现主要以陆贽和白居易为主综合评述唐代的富国思想。

白居易对于财富的理解比较狭窄。他虽然说过:“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贱则谷帛轻”“谷帛轻则财物贱”一类的话,似乎是把农业生产的谷帛、工业所生产的财物,都看作是财富,而与钱刀相对立。但他更重视的财富是农业所生产的谷帛一类农产品。他说:国家“不本于农桑而兴利者,虽圣人不能也”,又说:“善为国者,不求非农桑之产,不重非衣食之货。”他甚至提出“利出一孔”的主张,意思是说,国家只应从农业取得财政收入,亦即主张以农业富国。这显然是财富观上的一种倒退。(引文均见《白居易集》第4册)

对于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要素,思想家都很重视,把二者看作是财富增长的源泉。陆贽说:“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解勤则富,拙而兼惰则窭空。”这里除一般地强调了劳动对于财富生产的重要性外,还提到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工与拙),劳动者劳动态度(勤与惰)同财富生产的关系。这比以往一般提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要深刻丰富得多了,因而他也提出了“尽人力”的问题。他主张实行按丁夫征税,理由就是“能使人安其居,尽其力”(均见《陆宣公集》卷二二)。陆贽认为,为了实现“尽人力”即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统治者必须做到“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陆宣公集》卷一六),何谓“百姓之心”?陆贽说:“财者,人之心也”(《陆宣公集》卷一一),即追求财富,拥有自己的财产这是老百姓的心愿。陆贽这一思想包含有保护私有土地财产权的含义。对土地这个要素,白居易说:“王者之富,生于地焉。故不知地之数,则生业无从而定。”他主张增加财富,须尽地力:“地无遗力,财产丰足”,并认识到劳动力和土地合理配置的重要性:“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辟土”(《白香山集》卷四七)。而当时的现实是,豪强兼并土地,占田无限,而许多穷人却无地可耕,劳动力和土地无法实现较好的结合。陆贽指出:“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财货安得不壅。”土地兼并破坏了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形成了“富一家而倾千家之产,则千家之业不得不空”的严重局面。如何解决土地问题?陆贽指出,当时要恢复“一夫百亩”的土地制度“行之实难”,因而他提出实行“限田”主张:“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这样可以“微损有余,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均见《陆宣公集》卷二二)。自从西汉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赡不足”的限田论以来,限田论作为历代思想家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的一种妥协方案一再有人提起。董仲舒为限田设计的标准是“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春秋繁露·度制》),哀帝时师丹对限田的提法是“宜略为限”(《汉书·食货志》),都是想在不损害富人利益的前提下解决穷人无地可耕的问题,这使限田论始终只能是纸上谈兵,陆贽的限田论也是如此。在唐代,已经出现了为富人辩护的个别观点,如柳宗元就说过:“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坏。”(《柳河东集》卷三二)陆贽在抑兼并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妥协态度还反映了历史上从传统的摧抑兼并到宋代不抑兼并和为富人辩护之间的一种过渡的时代特点。

陆贽主张使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得到发展:“商农工贾,各有所专,咸安其分。”(《陆宣公集》卷二二)韩愈也主张农工商并重,他说:“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新唐书·韩愈传》)。又说“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韩昌黎集》卷二一)这比白居易的“利出一孔”要全面。

唐代思想家们谈得最多的是富国与富民的关系问题。在唐代著名理财家刘晏留下的十分有限的言论中就有“理财以养民为先”(《资治通鉴》卷二二六)的观点。陆贽说:“当今之要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小损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则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以成永厚也”(《陆宣公集》卷二二)。“国家之制赋税也,必先导以厚生之业,而后取其什一焉。”(《陆宣公集》卷二二)白居易也说:“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非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白香山集》卷四六)“夫利散于天下,则人逸而富;利壅于上,则人劳而贫。”(《白居易集》第4册)这都是说富国同富民相比,富民是第一位的,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实现富民的手段无外乎发展生产、轻税薄敛和统治者节制消费。发展生产就是陆贽所说的“导之以厚生之业”,白居易所说的“兴农桑之利”。例如陆贽将发展生产称为“养人”,征收赋敛为“资国”,说:“明君不厚其所资以害其所养,故必先争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余财”(《陆宣公集》卷二二)。把薄税敛作为富民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我国富国学的一个传统。陆贽提出了“裁减租税”“取其什一”的主张。他反对天子以重税聚敛财富,主张要散财,说“务鸠(聚)敛而厚其帑椟之积”是“匹夫之富”,而“天子之富”则应“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并深刻指出:“失人心而聚货贿”,无异于“害肢体以徇口腹”(《陆宣公集》卷二一)。白居易也提出了“薄农桑之税,除关市之征”(《白居易集》第4册),“赋役平均”以及“不用计数之吏,不畜聚敛之臣”(《白居易集》第4册)的主张。根据他利散天下的主张,白居易还反对盐铁官营政策,说盐铁之利“利归于人,政之上也;利归于国,政之次也”。因此,他主张国家“弃山海之饶,散盐铁之利”,如此则“国足而人富安矣”(《白居易集》第4册)。李翱有一段议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轻税敛同富民富国的关系:“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何也?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匮,是谓弃天之时,遗地之利,竭人之财。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归来,则土地无荒,桑柘日繁。尽力耕之,地有余利,人日益富。”(《平赋书序》)重敛挫伤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破坏生产,使税源缩小;而轻敛能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有利于生产发展,从而使税源扩大。故重税反而得财少,轻敛反而得财多。李翱的分析是有科学性的。

节用和富民的关系也是前人论述过的老问题了。陆贽说:“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陆宣公集》卷二二)又说:“能节则虽虚必盈,不节则虽盈必竭。”(《陆宣公集》卷二二)白居易也说:“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白香山集》卷四六)陆贽、白居易在财富生产上都是悲观论者,认为财富的生产是一个定数。这个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但指出节用有助于富国则有其合理性。

唐代富国思想中个别人还涉及人口和财富生产的关系,如刘晏说:“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资治通鉴》卷二二六)户口增加与国家赋税增加的深层联系是:户口滋多而劳动力增加,生产发展,税源扩大,国家赋税增加。因此这是一个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五、富国学发展和深化——宋明时期

北宋时我国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开始步入后期,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从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说,主要有三方面的深刻变化:一是由于国家重新统一,政治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繁荣,尤其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二是土地兼并更趋激烈,“田制不立”成为宋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宋仁宗即位初年曾“因诏限田”,但“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均见《宋史·食货志》),从此全国不再存在统一的田制。这是自唐代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制度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三是统治者公开放弃了“抑兼并”的口号,提出“富者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转引自王明清《挥尘录·余话》卷一)。“不抑兼并”成为另一项基本国策。同经济生活中这三方面的变化相联系,富国学的发展也显示了三个新的特点:一是从以往强调“富国以农”和“重本抑末”为主流发展到主张以农商富国,本末俱利为基调。如欧阳修反对“夺商之利”,说“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主张“与商贾共利”(《欧阳修全集》卷二五)。吕陶主张“一切弛放,任令通商。”(《净德集》卷一)苏轼主张“农末皆利”。(《苏东坡全集》卷一二)总之,为商贾辩护,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蔚为一种时代潮流。二是对土地制度的关注程度下降,并表现出相当的妥协性。例如司马光根本回避田制问题。又如苏轼虽然看到了土地兼并的严重程度,但却反对解决土地问题,提出所谓“较赋税”来取代土地问题。三是从以往强调富民是富国的基础,主张“上下俱富”发展到为富室辩护,反对抑兼并。司马光说:“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也”,所以他认为富者是“代天子养小民”(均见《司马公文集》卷四一)。苏辙说:大姓“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持之以为国,非所当扰,亦非所当去也”(《栾城集》卷八)。几乎成为大多数思想家的一致意见。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出现了富国学发展史上另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李觏的《富国策》。《富国策》的出现标志着富国学由以荀子《富国论》为代表的重农抑商阶段发展到农商并重富国的新阶段。下面就以李觏、王安石和明代的丘的富国思想为代表分析这个新阶段。

(一)李觏的富国论

李觏的富国思想集中反映在《富国策》《平土书》和《周礼致太平论》的《国用》等著作中,其中有旧说也有新义。

李觏和荀子一样也把欲望论作为自己富国论的出发点,他继承荀子、司马迁公开谈利的传统,蔑视儒家贵义贱利的教条,肯定了求利欲的合理性。他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觏集·原文》,以下凡引本书只注篇名)又说“利之所诱,虽日刑人,号痛之声动乎天地,弗能禁也”(《富国策第九》)。这就为他的富国论确立起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治国就应该讲利,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总量,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他说:“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兄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矜(鳏)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这样,李觏就将物质财富看作是维持国家生存和运转的基础,“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富国策第一》)。但李觏所说的富国不仅仅是指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以保证国家的支出,还指发展生产,实现国民总产品的增加。“所谓富国者,非日巧筹算,析毫末,厚取于民以媒怨也。在乎强本节用,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富国策第一》)所以,李觏的富国论是广义的富国论。

李觏继承荀子重视富民,主张上下俱富和社会生产与国家财政的本末源流关系的思想,指出:“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一手一足无不耕,一步一亩无不稼,谷出多而民用富,民用富而邦财丰。”(《国用第四》)

李觏首先是一个重本论者。他也认为财富的主要形态是农产品,尤其是谷米,说:“民之大命,谷米也”(《富国策第二》)。他也十分重视土地这个生产要素:“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战也。”(《富国策第二》)土地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础,没有土地就丧失了创造财富的可能性,这一认识是合理的。李觏指出关于土地这个要素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因土地兼并使一部分人丧失土地,存在着“土非其有”或“地非己有”的问题;二是土地未能充分利用,存在着“田不可得而垦辟”“地力不可得而尽也”的问题,指出“地力不尽,则谷米不多,田不垦辟,则租税不增……人有遗力,地有遗利”(《富国策第二》)。后一个问题同前一个问题是有联系的。“贫者则食不自足,或地非己有”,对荒地无力或无权垦辟;“富者则恃其财雄,膏腴易致”而不愿垦辟。均田、平土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最佳选择,但不可能实现。次佳选择是限田,即“限人占田,各有顷数,不得过制”。至于尚待开垦的“山林薮泽原隰之地”,则任人垦辟,“不限其数”,并可采取奖励办法,使富人愿意多辟。他说富家可以在尽地力上发挥积极作用,“富家役使者众,役使者众则耕者多,耕者多则地力可尽矣”(《富国策第二》)。李觏为富者辩护说:“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蚕也,材皆可饰也,货皆可通也。独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这样的“富者”不同于“强者”,不应受到压抑和打击。李觏为富人辩护反映了他不抑兼并的思想,这亦是时势使然。

李觏也主张“行抑末之术以驱游民”(《富国策第二》),把抑末作为重农的一个手段。但李觏所谓“末”是指“竞作机巧”之工与“竞通珍异”之商,并非指从事日用器物生产与通流百货的商贾。他说现在“工以用物为鄙,而竞作机巧,商以用物为凡,而竞通珍异”。因此他提出“工不造雕琢,商不通侈靡”(《富国策第四》)。他所谓“游民”也是指农、士、工、商四民以外的释、老、胥吏以及巫医卜相一类的方士和杂耍、下棋、踢球和养玩鸟一类的声伎,这与习惯上指商贾为游民不同。驱上述四类人归农,确能在人口不加多的条件下,扩大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如何使生产和贩卖奢侈品的工商归农,李觏提出“莫如复朴素而禁巧伪”(《富国策第四》)。以上这些大多为前人已有的旧说。

李觏富国论的新义在于他猛烈抨击官营工商业,积极主张扩大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并比较深刻地对比分析了两种类型的工商业的优劣。李觏批评桑弘羊的一系列官营工商业政策,“尽笼天下货物,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国用第九》),搞得“商旅不行,敛手失措”(《富国策第九》),说桑弘羊是“聚敛之臣”。他反对由国家垄断山海之利,主张“弛其禁,达其利”,将“山海之货”交给商人去经营(《庆历民言》)。他认为私营工商业比官营工商业要优越得多,并分别分析了盐茶官营和平籴制度的情况。他说盐在国家专卖制度下,“数万家之食,仰数十户之盐,一铢一两不可与官为市”,购买不便;由于市场完全由政府垄断,缺乏竞争对手,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都差,价格偏高,缺斤少两,“其势必小其权量,增以粪土,常不啻以倍价取半盐”;流通费用大,管理成本高,“官自粜盐……费已多矣”。他主张废除官营,让私营工商业自由竞争,则上述弊端自然消失。他说:“今日之宜,莫如通商,商通则公利不减而盐无滞也”“商人众而务售,则盐不觳杂”(《富国策第九》)。官营茶叶的情况亦复如此。在茶叶专卖制度下,由于批量采购,茶叶质量差,卖不出去,茶叶因积压过久而变质,造成资金积压,成本过高,“是以邦之帛布竭于市估而积于亡用之地,息未收而本或丧矣”。而私商的茶叶质量好,买的人多,利润大,效益高,致使贩卖私茶现象虽严刑而不能禁绝,他说:这是“势之所适”,无法改变。他提出“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卖买,听其自为,而籍茶山之租,科商人之税”,“且商人自市,则所择必精,所择精则卖之必售,卖之售,则商人众,商人众,则入税多矣”(《富国策第十》)。

在平籴问题上,李觏指出平籴制度是必要的,但他批评在实行平籴过程中各种妨碍粮食流通的禁令。指出地方保护主义阻碍粮食流通,不利于形成统一的全国粮食市场,“诸郡各自为媒,纵有余粮,不令出境”;政府为保证完成粮食收购任务,不准老百姓买粮,“止民籴以待官籴”造成粮价过高。他主张在粮食交易上“弛一切之禁,听民自便”(《寄上孙安抚书》)。另一方面,他认为籴“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因为农民往往是秋粜春籴,收获季节不得不贱价出售,青黄不接时又不得不高价购买粮食,因此要遭受双重的利益流失。因此他认为国家在收获季节应大量收购粮食,以阻止粮价下跌过大,青黄不接时则大量出售存粮,以防止价格上涨,“使农人秋粜不甚贱,春籴不甚贵”(《富国策第六》)。李觏的上述两种主张是有矛盾的。事实上,由于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有一定的特殊性,在粮食问题上“弛一切之禁,听民自便”未必妥当。

值得指出的是,以往儒家反对官营工商业,往往从“王者不与民争利”的教义出发,而李觏不再理会这一教义,纯粹从两种工商业的经济效益出发来批评国家专卖制度,提倡自由通商,把“商人众则入税多”作为富国的一个方面。

总之,李觏适应当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重视发展商品经济的时代思潮,提出了“一切通商”之说,认为“利国便人,莫善于此”(《富国策第十》),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富国论中。这是李觏在富国学发展中的新论。虽然司马迁早在李觏之前实际上已提出过一切通商之说,但司马迁毕竟不是专论富国问题,而且在司马迁的时代,他这种议论真如空谷足音,应者寥寥,司马迁这一宏议谠论竟成绝响。而李觏所生活时代,重视发展商品经济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故他的农商并重的富国思想能够构成一个同以前以农富国的主流思想划然有别的新阶段。

(二)王安石的富国思想与政策

王安石富国思想的特点,是兼采荀子和桑弘羊的观点,从生产和流通两个方面考虑问题,制定各种理财措施,以解决北宋王朝财政亏空的问题。他认为生产是根本的,国家财政问题的解决首先要以发展生产为基础,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再采取一系列适宜的官营工商业政策,从商品货币流通领域增加国家收入,可收“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之效果。他的理财措施同桑弘羊颇多相似之处,但眼界比桑弘羊开阔,见解也更高远。

王安石指出,国家财政困难的症结在于“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王临川集》卷三九),认为不注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未足富国,徒伤大体”。在同司马光的辩论中,王安石阐明了他广义的理财及富国论,驳斥了司马光“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的诬蔑性说法。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宋史·司马光传》)。王安石指出理财并不就等同于司马光所说的聚敛财富,搜括老百姓,而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经济,生产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生产少则民不富,民不富则国不强。”(《王临川集》卷四一)因此,正确的理财方针应该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王临川集》卷三九)。他说如果统治者忘记了发展生产,开辟财源这个根本,那就势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王临川集》卷四一)。这是对荀子富国论的直接继承。王安石的富国思想较为完整地体现在下面这段话中:“尝以为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内而已。此所以困欤!”(《王临川集》卷七五)这段话包含以下丰富的内容:(1)国家财政亏空是由于理财思想和方针上的错误,只注意“资之天下”即从老百姓身上搜刮,而不注重“富天下”即发展生产以富民;(2)“富天下”也就是富民的唯一途径是“资之天地”,即发展生产,向自然界索取;(3)广义的理财应包含着生财,如果丢开这个根本,“失生财之道”,那只是狭义的理财,狭义的理财就是“理财未得其道”,或“未得善理财之人”,“此其所以困欤”;(4)无论是分配还是流通,都只能实现财富的转移,而不可能实现财富的增值,就好比“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是不足取的。

王安石还在改革变法实践中,通过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具体地贯彻了他的“经济是本、财政是末、生产是源、分配是流”的思想。王安石有关富国的变法措施有六项,除最早推出的均输法和市易法主要针对商品货币流通领域富商大贾的兼并活动以外,其余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都有调整生产关系,抑制生产领域的高利贷和商人兼并活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发展社会生产力等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例如青苗法规定国家每年在夏收和秋收以前即青黄不接之际分两次向农民借贷,这样就抑制了农村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农民“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且“于田作之时,不患缺食”,并能使“田事加修”,“兴水土之利”(《宋会要辑稿·食货》)。又如募役法允许原轮充差役的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以交纳免役钱代替服力役,让原来不服徭役的大户出助役钱,无疑有助于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和徭役相对均平,有利于保证农时。王安石说:募役法行“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民时不夺而民力均”(《王临川集》卷四一)。方田均税法在不增加一个地区赋税总额的前提下,通过清丈土地、核查赋税,解决贫民“产去税存”“富者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的不合理现象,有助于均平税赋,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其生产积极性。而农田水利法则完全以发展农业生产力为目的。通过农户出资兴修,民办公助,和国家出资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等多种形式,从熙宁三年至九年,全国兴修水利工程10793件,可溉民田36117888亩,官田191530亩,“费虽大,利亦溥矣”(《宋史·河渠书》)。正如王安石自己所说“自秦以来,水利之功,未有及此”(《宋史·食货志》)。农田水利法可以说是王安石新法中充分体现其广义富国思想,着眼于发展生产力的长远目的,而主要不是着眼于短期内增加财政收入的一条措施。这同他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水利事业在富民富国中的重要地位是分不开的。王安石说:“养民在六府,六府以水土为终始,治水诚不可缓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以下简称《长编》)甚至认为治理水患的大禹功劳应在教民稼穑的后稷之上。

王安石富国思想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是抑兼并,这反映了桑弘羊对他的影响。他很重视用“开阖敛散之法”,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政策方面采取官营特种商品和官府贷谷贷钱取息等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使富商大贾不得擅轻重敛散之权,而收到“民不加赋而天下用饶”之效。他说:“苟能摧制兼并……不患无财”(《长编》卷二六二),说他实行一系列新法的目的就在于“摧兼并,收其赢余,以兴功利,以救艰厄”(《长编》卷二四○)。“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王临川集》卷七一)。在他看来,抑兼并乃是发展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措施:“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事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使趋农为急。”(《长编》卷二二○)王安石这种抑兼并的思想显然是针对北宋王朝“不抑兼并”的国策所造成的经济生活中贫富两极分化,官品形势之家和富商豪贾公然与国家争利等消极现象而产生的一种反映。他甚至说:“有财而不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王临川集》卷八二)这种“贱人”也就是李觏所说的非豪强的“富者”,王安石甚至将这些李觏为之辩护的人也作为抑兼的对象了。但即使把抑兼并口号叫得最响的王安石在北宋王朝“不抑兼并”的情况下,也表现出某种“因时制变”的灵活性。这表现在他在抑兼并的问题上回避了土地兼并问题和提出:“榷法不宜太多。”(《陈灌《四明尊尧集》引)

关于前者,王安石明确指出:“今百姓占田或连阡陌,顾不可夺之使如租庸调法授田有限。”(《长编》卷二二三)又说:贫农“播种收获,补助不足,待兼并有力之人而后全具者甚众。如何可遽夺其田以赋贫民!其势固不可行,纵行之亦未有利”(《长编》卷二一三)。在宋代,土地私有制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人们的观念中都已经根深蒂固,而保护私人产权又是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条件,从短期看对于减轻推行新法的阻力也是有利的。王安石明智地看到夺富人之田以赋贫民,“固不可行”“亦未为利”,因而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

至于“榷法不宜太多”的说法,表现了王安石在对待工商业问题上的复杂态度。王安石说:“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去本者众;又恶其衰,衰则货不通。”(《王临川集》卷七二)他大力推行均输法和市易法就是体现了恶商贾之盛而制之的精神,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政策方面打击富商大贾,使之不得擅轻重敛散之权,“使货贿通流而国用饶”(《长编》卷二二○)。显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王安石认为官营工商业也是富国的重要途径。但王安石并不像桑弘羊那样无条件地为国家控制工商业辩护,而承认官营工商业不如私营工商业有效益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他指出:“凡货利己则精心,精心则货善,货善则易售。今仰巨商,非己甚众,始从小户,次输主人,方纳官场,复支商旅,是以小户偷窃,主人杂,奸吏容庇,皆以非己而致货不善也。”(《王临川集》卷七○)这是说官营工商业经营环节多,利益关系不直接,故经营者不负责,损失大,经济效益差,而私营工商业的优越性就在于能使人从经济利益上关心经营成果,经营有积极性和责任心,经济效益好。这就是他提出“榷法不宜太多”的思想基础。他提出:“罢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贩”(《王临川集》卷七○);除铜禁允许民间自由制作器物并予免税(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六);铁器由民间自由鼓铸;采矿则改用招募“治户”开采,以实物交纳矿税后“许坑户自便货卖”(《文献通考·征榷考》)等主张。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征税,也是财政收入的一个来源:“关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王临川集》卷七○)。这表明王安石对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并不排拒,已把它纳入其富国论的视野中了。

(三)丘的富国思想

在明代,丘的经济思想最为丰富。他的富国思想大多承袭前人旧说,但对此前的富国论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综合,构建了一个内容丰富的体系,这是其特点。他的富国思想集中反映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

丘的财富观是很传统的,他是重本论者,认为财富的主要形态是农产品。他说:“所谓生生之具,稼穑、树艺、牧畜三者而已”(《大学衍义补》卷一四,以下凡自本书只注明卷数),“农以业稼,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为重焉”(卷一四)。他认为在生产财富的天、地、人三要素中,人的作用最重要:“财生于天,产于地,成于人”(卷二一),但“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卷二七);土地为另一个重要因素:“民之所以为生产者,田宅也。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卷一四)。丘进一步指出,仅有田宅还不够,还必须明确田宅的产权,他认为明确的产权也是财富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所谓理财者,制其田里,教之树蓄,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各用其用,而无有亏欠,则财得其理矣。”(卷一)这样明确地将产权同理财联系起来,确是新的见解。教育、工商业在养民富民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养民之政,设学校、明伦理、以正其德;作什器,通货财,以利其用;足衣食,益盖藏,以厚其生。”(卷一)重视教育即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儒家富国论的一个传统的观点,虽然这种传统偏于伦理和品德的培养而非技术和能力的提高,但对于经济增长仍然是有意义的。至于作什器、通货财的工商业,那就更不用说了。在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上,丘和大多数富国论者一样认为富民是富国的基础。他说:“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途无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卷二○)丘第一次将理财明确地区分为“理民之财”和“为国理财”两方面,这是很有意义的。“理民之财”实质上就是生民之财,就是富民,是广义的理财。丘所说的“理财之道”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一含义,也就是发展经济,增加货财。而“为国理财”则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充实府库,是狭义的理财。这个问题,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辩论中已经提出来了,司马光把任何理财都说成“头会箕敛”,他所说的是狭义的理财,王安石把理财说成是资之天地以富天下,是广义的理财即生财。直到丘才在概念上区分清楚。正因此,丘才将《大学》“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称为“万世理财之大法”(卷二○),他承认发展生产乃是富国富民的基础。丘的富民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富者”做有力的辩护上。他说:“富家巨室,小民所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富者,非独小民所赖之,而国家亦将有赖焉。”(卷一三)所以丘坚决反对抑兼并,他说自从授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私有制就出现了,“有资者可以买,有势者可以占,有力者可以垦。有田者未必耕,而耕者未必有田”,这种情况,“久已成俗,一旦欲骤而革之,难矣”(卷一四)。他称“限田之义,均田之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于土俗,可以暂而不可以常。终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卷一四)。他反对抑制富商大贾,说“虽曰摧抑商贾居货待价之谋,然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况物货居之既多,则虽甚乏,其价自然不致甚贵”。因此,他坚决反对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市易等官营工商业政策,说:“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批评刘晏“知利国之利,不知利民之大利”(均见卷二五)。主张发展私营工商业,“盐、茶之类,弛其禁可也”,盐“任民自煮”,酒“使人民自为之”,政府只需“度其所卖之多寡以定其税”(卷三○),但货币铸造和发行权则必须控制在国家手中,不能交给私人。那样,将不利于富国(卷二六)。

他肯定市场在富国中具有重要作用,说:“市者,商贾之事也”,“民之于食货,有此则无彼……人各持其所有于市中而相交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民用足则国用有余矣”(卷二五)。他主张对市场不加干涉,令“民自为市”,说市场能使“民用足而国有余”,这是丘的新见解。

丘对财富增长的前景持悲观态度,认为财富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人口成为富国和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他说:“天下之土地有限,人民之生息无穷”(卷五三),“生齿日繁,地力不足以给人食”(卷一○六)。

六、富国学的嬗变与转型——清代

(一)鸦片战争前富国思想综述

以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为界限,清代富国思想的发展分为判然有别的两个阶段。

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富国思想在宋明发生若干变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夫之、唐甄、魏源等。这一时期随着宋明以来即已开始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市民阶层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潮的兴起,富国思想有以下三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第一,为富人辩护的观点鲜明突出。这一时期有许多思想家认为富裕的大地主和富商大贾同国家的贫富息息相关。王夫之说:“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黄书》),“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也”(《读通鉴论》卷二)。他说在发生自然灾害时,靠官府赈济往往远水不解近渴,这时大贾富民能起救灾济穷的作用:“卒有旱涝,长吏请蠲赈,卒不得报,稍需岁月,道相望。而怀百钱,挟空券,要豪右之门,则晨户叩而夕炊举。”(《黄书》)唐甄也说:“贫富不相谋而相资。”(《潜书·富民》)魏源称富户为“一方元气,公家有大征发,大徒役皆倚赖焉,大兵灾、大饥馑皆仰给焉”,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古微堂内集》卷三○)和这种观点相联系,唐甄提出了以富民为主的富国论,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也。”(《潜书·考功》)王夫之反对反兼并,认为这样一来就使“贫弱孤寡,佣作称贷之涂窒”,而鼓励了“偷情苟且之游民”。说:“惩墨吏,纾富民,而后国可得而息也。”(《黄书》)魏源反对“专胺(捐剥夺)富民”的陋政,说“使人不敢顾农业,则国必亡”(《古微堂内集》卷三),反映了保护私人产权,尤其是富者产权的要求。

第二,重农兴商,富国富民思想继续有所发展。如前所说,到李觏时富国思想已由以农富国发展到农商并重富国。这一时期这些思想观念继续发展。黄宗羲一反农本工商末的传统,提出了工商“皆本也”的口号,说:“工固圣王之欲来,商又其愿出于途者,皆本也。”(《明夷待访录》)王夫之说:“来百工则通工易事,农末相资,故财用足。”(《四书训义》卷三)他说商业的社会功用是:使“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读通鉴论》卷二七)。又说:“金钱者,犹百货之母,国之贫富所司也。物滞于内则金钱拒于外,国用不赡,而耕桑、织、采山、煮海之成劳,委积于无用,民日以贫。”(《读通鉴论》卷二七)这是公开承认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足以富国裕民,限制商品货币经济则足以弱国贫民。唐甄称:“为国之道,必先田市”(《潜书·善政》),“农不安田,贾不安市,其国必贫”(《潜书·善施》),而“农贾乐业,衣食滋殖”(《潜书·厚本》)。包世臣说:“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并认为这是“千古治法之宗”和“子孙万世之计”。(《庚辰杂著》)“产货者农而运卖者商”(《齐民四术》),又说:“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人莫能生也”(《中衢一勺》卷七下),反映了农工商业平衡发展的思想。魏源主张发展开矿、造船等工业,说这些均为“开利之源”,还可利用造船厂的机器设备,生产各种器械产品,“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并提出了“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海国图志》卷二)。已表现出一种新的向西方学习的开明态度。

第三,否定官营工商业,主张发展私营工商业已成为共识。在富国学发展过程中,已不断有思想家批评官营工商业,主张发展民间的私营工商业,但尚未形成多数人的共识,在这时上述观念已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思想家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国家对经济横加干预、烦民扰民的政策。王夫之说:“从政者之惠民,利而已矣,而天有时,勿夺之,地有产勿旷之,人有力勿困之,民自利也。”(《四书训义》)唐甄说:“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也。”(《潜书·富民》)他们因此都反对官营工商业,主张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均应放手让私人经营,魏源就提出矿业“禁民采而兴官采”则“利不胜弊”,但若由“民采而官税之,则有利无弊”。说:“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此开采最善之法。”(《圣武纪》卷一四)造船和机械亦当如是:“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海国图志》卷二)商业亦应由民间自由经营,以实现“百货通流”和南北物资之交流。包世臣主张革除各种阻碍民间商业活动的陋规,俾“使商民无所疑虑”(《齐民四术》卷二),蓝鼎元则主张开海禁,发展海外贸易,提出“大开禁网,听民贸易”,“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是以沿海居民操作小巧技艺以及女工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鹿州集》)。在那种时代,魏源能提出向西方学习设厂造船,发展机器生产,蓝鼎元能力主发展对外贸易,表现了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开明和气魄,也是富国学的新论。

(二)以陈炽《续富国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富国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的帝国被迫向西方开放。随着西学东渐,延续达两千多年的富国学在欧风美雨的侵蚀、影响下,发生了一种基本的转型,即向西方学习,吸收西方经济学来丰富自己,探求新的富国裕民强兵之术。形成了以陈炽的《续富国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富国思想,构成富国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下面以《续富国策》为主,结合郑观应、薛福成等人的富国思想加以综述。

陈炽《续富国策》一书并非是续李觏的《富国策》,而是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富国策》是《国富论》一书被英国传教士介绍到中国来时所用的书名。陈炽在《续富国策·自叙》中说:英国“有贤士某,著《富国策》,极论通商之理,谓商务裒多益寡,非通不兴”,英“商务之盛,遂冠全球”。陈炽说自己这部书是“为救中国贫弱而作”,名以《续富国策》,是希望中国能“他日富甲环嬴,踵英而起”,但实际上陈炽的《续富国策》主要是一部发展生产力的著作,这同《国富论》不完全相同。这也说明陈炽所追求的目标乃是全面振兴经济,扩大国民财富总量,是广义的富国论。

陈炽对义利关系给予了新的解释。他说“义”就是肯定个人追求私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承认人人自由追求财利的权利,这就是“义”。所以“义”是一种“公利”,公利同私利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他说:“惟有利而后能知义,亦惟有义而后可以获利”(《续富国策·分建学堂说》,以下凡引自本书,只注篇名)。这是说承认个人追求私利的合理性,最终在客观上能促进整个社会的总福利。薛福成把这层含义说得更为显豁:“人人各遂其私,人人之私利既获,而通国之公利寓焉”(《出使日记续刻》卷四)。这显然是受了斯密自利说的影响而产生的认识,陈炽揭露和批判了顽固派“口不言利”实则极力罔利的虚伪性,指出他们打出贵义贱利的旗号乃是为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吾虑天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甚于人也;且别有罔利之方,而举世所不及觉也”。他说:“古圣人盖日日言利以公诸天下之人,而决不避言利之名。”(《攻金之工说》)这实际上是在为发展资本主义商品货币经济作思想意识形态的辩护。

《续富国策》全书贯穿着在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陈炽正确地阐明了向西方国家开放学习与维护民族利益的关系。他说:“西法之善者可行也,西人之狡者可畏也。”他讥讽“因恶西人而摒西法”的顽固派“坐井观天,终至坐困”,但又斥借口学习西方把中国之利权拱手让于洋人的投降派“开门揖盗,受制于人”。他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既要在各经济部门“兼采西法”,而在涉及主权的工作中“专用华人”,“惟兼西法而后古今之变局不能挠,惟用华人,而后中国之利权不为夺”(《庸书·西法》)。

坚持生产决定分配和流通,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是陈炽富国论的一个突出特点。他说:“昔者吾友尝言之矣,曰:‘三代后之言财用者,皆移之耳,或夺之耳,未有能生之者。’……若生财之道,则必地上本无是物,人间本无是财,而今忽有之。”(《自叙》)分配和流通领域都只能实现财富的转移,只有生产领域才能实现财富的创造。从陈炽对生财所作的定义式的表述可以看到,他所指的能生财的部门已不限于荀子所说的“田野县鄙”即农业生产,而是囊括了所有生产性的活动。

陈炽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国民经济中农、矿、工、商这四大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各个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在这些部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对国民经济进行这样综合而具体的分析,在他之前尚未有过。陈炽对这四大部门相互关系的总的认识是:“商之本在农”“商之源在矿”“商之体用在工”(《创立商部说》)。这里主要说的是农、矿、工等部门的发展是商业发展的基础,生产决定流通。在这个前提下,陈炽又充分肯定商业在富国中的作用,肯定了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他早年曾有“泰西以商立国”(《庸书内篇》)之说,后感觉有片面性,又提出“工商二事实泰西立国之本原”(《庸书外篇》)这一比较全面正确的说法。这是非近代不能出现的认识。

陈炽对于农业在富国中的重要地位是充分肯定的,他指出:“农政之所关,又在各务中为至重。”(《讲求农学说》)“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农业的兴旺发达可以生产百物,这里已不限于传统的粟米布帛畜产等,而应包括了种类繁多的轻工业原料,正因此,陈炽认为农事兴就为国家开通了利源。他动员和建议那些“拥田数千亩数万亩”的大地主,仿照英国大农场主的经营方式,采用雇佣劳动,“考求培壅收获新法,购买机器,俾用力少而见功多”;动员那些拥田数十亩的中小地主,“则宜仿法国之法”,实行一系列集约化经营措施,实行小农场经营(见《讲求农学说》)。

矿业是商之源。“矿务开,则五金旺,而财用可丰也”。五金指铁、金、银、铜和铝锡汞等杂金。他说铁“其用至广至神”。金银可用于铸造货币,“伐山开矿,就地铸钱,免西人垄断之虞,有四海流通之利,商务日振,工艺日兴”(《庸书·圜法》),是说开矿铸钱,可为商业提供资本,故曰“财用可丰”。

工业受到陈炽格外重视是不奇怪的,他认为西方各国的强大就在于工业发达,“工者,商之本也,生人利用之源也”(《庸书外篇·考工》)。“商之体用在工,工艺盛,则万货殷阗(盛),而转运流通可周行四海也”(《创立商部说》)。商之体在工,是说振兴商务的前提是发展工业,工业越发展,各种工业品就越多,“万货殷阗”,商业才能越兴旺。但商业发展又会反过来促进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使万货转运流通,周行四海,刺激工业生产,这就是说商业是工之用,也就是商之用在工。郑观应也说过:“有商无工,……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盛世危言·商战》)薛福成认为“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筹洋刍议·商政》),“工实居商之先”(《庸庵海外文编》),说:“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预民用,其要端矣。”(《庸庵海外文编》)都能坚持着生产决定流通的正确命题,而且显示着近代社会中工业地位日益上升,日显重要的特征。

陈炽提倡用资本主义方法发展工业,主要有以下两点:(1)发展机器制造业,采用机器生产。他说发展机器制造业是发展中国工业的关键:“中国开辟利源之关键,振兴工业之权舆”,“中国不能制机,中国之工商即永不能力争先着也。”(《制机之工说》)这种思想几乎是当时先进的人们的一种共识。如郑观应也认为:“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主张“设专厂制造机器”(《盛世危言三编》)。(2)兴办工厂。陈炽说:“天下穷民谋食之路,惟机器工作厂为最丰,亦惟机器工作厂为最力。”(《工艺养民说》)他动员“富人出资立厂”,说这是行“天下之功德”(《工艺养民说》)。薛福成也主张“劝商民购机设厂”,说这是“养我贫民”,“扩大生计”(《庸庵海外文编》)。此外,他还提出发展工商业以公司这种组织形式最佳,甚至说:“公司不举,则工商业无一能振。工商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庸庵海外文编》)

关于商业的地位和作用,陈炽从财富的移和夺不同于财富的生产的正确命题出发,认为商业只起流通万货的作用。但他认为这并不等于商业不重要,相反,他高度评价商业的地位和作用:“制国用者,必出于商,而商务之盛衰,必系国家之轻重,虽百世可知也”(《庸书外篇》),他说:“国用出于关税,关税出于商人,无商是无税也,无税是无国也。”(《创立商部说》)他说当时“中国之商力衰矣,中国之商情屈矣”,其原因是“中国积习相沿,好持崇本抑末之说”。他说:“泰西各国皆设商部,另有商律,专主护商。”他建议中国仿照西方国家“立专官”“定专律”,说:“不立专官,定专律,则商情终抑,而商务必不能兴。”(均见《创立商部说》)郑观应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他批评清政府“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盛世危言·商务》),提出:“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盛世危言·自序》)他们都提出了建立发展商品市场经济的政治保证和法制体系这一重大问题。

陈炽还主张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认为这也是富国的重要途径之一。他正确地认识到对外贸易从根本上说只是财富的转移,并不能创造财富,是“移夺外国之财以归中国者”(《富国策·自叙》)。他提出:“振兴商务,开拓利源,出土地之所藏,以与之征逐互市”(《庸书·自叙》),“农也,矿也,工也,商也,皆取我地上地下本有之物,制之售之,以收外泄之利源。而还之中国者也”(《分建学堂说》),即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与西方国家竞争。他说,这样“既为薄海塞一分漏卮”,“为外国减一分利权”(《富国策·自叙》)。从比较成本学说来说,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可用本国劳动成本相对低的产品从国外换回在本国生产要花费较高成本的产品,从而在不增加劳动总量的情况下使商品使用价值总量增加,因此陈炽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问题是当时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处于不平等的劣势地位,实际上遭受着双重的利益流失,一方面中国出口的农矿等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大大低于其价值,而进口的西方国家工业品的价格又大大高于其价值,这就是至今也未解决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初级产品同制成品的不等价交换问题。陈炽看到了这一事实,他说中国出口品为“生货”,“取值至贱,获利至微”,外口进口品为“熟货”,“一物之值,贵至万千”(《器用之工说》)。又说:“外洋入口之货,皆工作所成;中国出口之货,皆土地所产,工拙相越,贵贱相悬,而中国之金银山崩川竭矣。”(《庸书外篇》)陈炽认为,要消除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发展中国的机器大工业,这应该说是很有远见的。

陈炽的富国论中还包含有重视科学技术的观点,这也是郑观应、薛福成的观点。陈炽认识到发展工农业生产必须讲求科学技术。他提出:“宜荟萃中外农书,博采旁稽,详加论说……括以歌辞,征以事实,颁以乡塾以教童蒙……家人妇子,力穑劝功。”(《庸书·农政》)郑观应也说:“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必视工艺之巧拙。”(《盛世危言·商战》)薛福成称:“中国欲振兴商务,必先讲求工艺。”(《出使日记续刻》卷五)基于这种认识,郑观应提出了“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盛世危言·自序》)的建议,这已是很明确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以陈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富国思想和历史上的富国思想虽然都以追求富国裕民为目标,但二者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却是大异其趣了。

七、富国学的研究状况

我国学术界开始研究富国学至今不过十几年的时间。虽然从陈焕章1911年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第一部专著《孔子及儒家经济学说》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发展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但长期以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并没有把富国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加以探究。在已出版的几十种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专著或教科书中,涉及富国思想的内容不能说没有,有关思想家的财政思想就属于富国思想的内容,但富国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财政问题,也是一个生产问题,资源配置问题,二者并不等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约是两方面:一是人们长期囿于国外经济学的分类法,用以套用中国经济思想,未能突出中国经济思想自身的体系、范畴和特定的语言;二是富国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重视不够。但这种情况并不证明富国问题的研究不重要或本身内容不丰富。

最早提出研究富国问题的是巫宝三。他在1982年参加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时所作的《谈谈研究中国早期经济思想的意义、现状和前景》的学术演讲中,比较论析了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的异同,提出富国思想是中国早期经济思想中不同于希腊罗马的特出经济思想之一,并将这一思想的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1)以农业生产为根本;(2)以轻征薄敛和足民思想为必要条件;(3)以加强封建国家经济实力为最高目标。同年作者发表了《中西古代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绪论》这篇重要论文(载《经济理论与经济史论文集》)在全面比较中西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异同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所独具的这一富国思想的内容特点和产生的历史背景做了更为深入具体的分析说明。论文的基本观点是:古代西方虽然也有富国思想,“但其重点在于富民”,而“中国古代富民思想,则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财力为其特点”,“富民变成了富国的手段”。以后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这部重要论著和《中国古代经济分析论著述要》一文中,分别对《管子》作者和荀子的富国论作了更为精辟全面地分析,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他对我国古代富国思想的深刻见解,归纳出富国思想的学说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包括以下内容:(1)财富观;(2)欲利论或欲求论;(3)务本论或生产论;(4)本末关系论;(5)富国与富民关系的思想;(6)分工分职论;(7)土地制度思想;(8)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思想;等等。作者以荀子的《富国》篇为例,论证了中国古代早就有不同于规范思想的分析性论著,在富国问题上形成了有系统有分析的经济理论,驳斥了西方有的经济学者认为东方国家缺乏科学分析的错误论断。在巫宝三、刘家贵共同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中国经济思想的“中国古代富国思想”这一词条中,从纵向考察了富国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指出富国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以农富国、重农抑商到农商富国,重农保商再到向西方学习,兴工商富国的发展阶段。巫宝三在富国学上的开创性研究应该受到本问题研究者的重视。

张守军也是富国思想的较早研究者之一,他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的《先秦诸子富国思想》也是研究富国问题的较早专论。该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先秦诸子富国思想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各自的特点。指出孔子“义以生利”的求富思想把奴隶制的礼义看作是“使百姓和国家富足的根本途径”,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孔子的富国主张在当时已行不通。墨子富国思想的特点是节用富国论,是“代表小生产者劳动群众利益的富国富民主张”。指出墨子试图通过劝说“统治阶级节制寄生性消费”达其富国目的,不过是小生产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商鞅、韩非是代表庶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富国以农”是其富国纲领。商、韩富国思想的特点是主张通过变法改革促进地主经济和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做到粟帛多而国富。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他提出了强本节用的富国论。“主张从生产力本身的各个因素着手,去促进生产的发展”,把建立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作为“富国裕民的根本措施”。最后该文指出:“先秦诸子富国富民思想的发展变化,生动地反映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斗争过程。”强调富国思想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是该文的一个突出之点,但文中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划分和提法则有待商榷。

第三位对富国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研究的学者是赵靖。他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中把富国富民看作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主要问题,指出:“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经济思想占主要地位,经济思想主要是以‘富国之学’‘富民之学’的形式发展的”,而富国同富民往往又是分不开的。书中具体分析介绍了秦晋法家商鞅、韩非的富国思想,东方法家的富国论,儒家孟子的富民思想,荀子的富国论,北宋李觏的富国论,王安石的理财富国思想,明清之际唐甄的富民思想等。赵靖亦认为富国之学并非个别零散观点,而是存在自己的理论体系。对东方法家富国论的体系和内容,他概括为:(1)重视发展农业生产;(2)发展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提出“均地分力论”;(3)处理好“积”和“食”即储蓄与消费的关系;(4)注重国家和地主即“府”与“家”分割剩余劳动的比例;(5)把务本去末作为富国的重要条件。他将荀子富国论的特点和内容概括为:(1)富国与富民统一,富国是“兼足天下”;(2)把发展国民经济作为富国的基础;(3)正确认识强本和节用的关系;(4)以人定胜天的唯物论作为富国的思想基础。以后,在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中基本上体现了他的上述思想观点并进一步得到深化。例如在他撰写的第十一章《荀子》中,相当精辟全面地剖析了荀子以富国论为中心的经济学说体系。(见《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第317~365页)

叶世昌的论文《中国古代的富民、富国和理财思想》(载《财经研究》1987年第6期),第一次明确提出:“富国的含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富国指富整个国家,……狭义的富国仅着眼于财政收入的增加。”不过文章正确指出,至少在理论上,公开主张狭义富国论的人是很少的。

朱家桢的《中国富民思想的历史考察》一文(载《平准》1986年第3期)。主要是系统研究历代思想家的富民思想,但许多思想家的富民思想往往同富国思想有联系,因此文章也在许多场合涉及富民同富国的关系。论文对富民和富国思想做了这样的划分:“主张藏富于民而民富先于国富者,形成富民思想,与此相反,主张聚富于国,国富先于民富者形成富国思想。”作者进而指出,在先秦时代儒家的富民论和法家的富国论在对待富民的态度上是对立的。汉代以后,受儒法两家的影响,又形成了主张富民与主张富国的对立,也有综合儒法而形成的富民富国统一的观点,显示内容更为丰富的发展。文章最后指出:“富民与富国的思想理论斗争,实际上反映了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与被统治的广大人民之间在物质财富占有和分配上的矛盾。”

叶坦的博士论文《富国富民论》是研究宋代富国富民思想的一部重要专著。作者从比较广阔的视域,就富国富民思想在宋代的演变,关于生产力的思想观点,传统的商品经济观点与反传统的观点的争论,以及货币思想、理论和解决货币问题的政策等,多方面地对宋代富国思想进行考察论析,向人们展现了宋代富国富民思想多色调的面貌,构建起宋代富国思想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特别是把生产力思想,人口与资源的思想,农业技术经济思想,生态政策,货币思想和政策都纳入富国思想的学说体系中,是很有见地并具有启发性的。作者认为:“孔孟、荀子、司马迁等人属于含有富民思想在内的广义富国论道统,至宋以后演变出为富人辩护”的思想。商鞅、韩非等人属于狭义富国论中重农而轻工商的一派;《管子》作者、桑弘羊直到刘晏、王安石等人,则属于狭义富国论中强调官营工商业以增加政府收入的一派。高文舍的《中国古代人的富裕之梦》是探讨富国问题方面有特色的一部专著。本书的特点是将历史的沉思与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很好地结合了起来,通过对历史上的思想家各种观点的理论分析,得出对于现实具有启发性的结论,是富国学研究的一种有价值的尝试。此外,台湾刘富本1977年出版有《严复的富强思想》,因未见及此书,只好不予置评。

以上我们粗略地介绍了近十几年来,国内学者对富国学的研究情况。研究刚刚起步,有可喜的收获,更存在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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