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哲学意义穷究变化

《周易》的哲学意义——“穷究变化”的“变易”_中国儒学导论

所谓“穷究变化”，不过是追问“存在”的一种常见的经验形式而已。因为“人”所拥有的是“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既定的和单纯的“环境”。

“怀疑”，首先是对“存在”的“怀疑”——寻找“天下之至神”，其起源于一个最基本的经验事实——人在世界上是“孤立”的。而“世界是事实的集合，而不是物体的集合”。所谓“卜”者，即追问“发生”——“事”或“情”的“缘起”，如郑康成所谓“始”“壮”“究”。

“始”“壮”“究”的“象”，即“三爻成卦”。所谓“爻”者，“交”也，即“阴阳相交”；而所谓“阴阳相交”，就是“关系”，就是“事”与“情”发展、变化的“逻辑”。

这一人所绝对需要的某种形而上学以为终极关怀的所在，于《易传》中称之为“几”，即《系辞传上》所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易传》中云：“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周敦颐《通书·圣第四》中释“几”为“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www.guayunfan.com)“几”几乎就是所谓“命”，即运动轨迹——纵的运动轨迹，即与历史的运合互动；横的运动轨迹，即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整合。

《周易》不是一般的卜筮活动的历史记录，而是上古至殷、周以来无可计量的原始卜筮活动的最终产物，是其最后的哲学抽象，从此而成为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相始终的逻辑——这就是《周易》的秘密所在。这一秘密如牟宗三所说，首先因为它是儒家的“玄思”。所谓“玄思”者，可以理解为一种追问“存在”而获得的心理暗示，但这一暗示却在历史上形成了普同的思维定式——认知判断事物时的心理准备。因此，《周易》就拥有着中国文化中的“形而上学”的地位——它是能使处于这一社会中的人寻找到或显示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的密语，再通过它而解释着生活中共同的经验，是人在中国“日常生活”与“日常话语”中彼此保持“沟通”和“对话”的一个“法则”，一个不以具体对象为对象的抽象话语模式——是一切具体对象为“所指”的“能指”。如《周易·系辞传上》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周易》在历史上形成的这一普同思维定式，是伟大而且神秘无比的。

《周易》的初始文本虽然是中国上古原始宗教中重要的占卜活动的总结，是一个不以具体对象为对象的抽象话语模式，又是一个以一切具体对象为“所指”的“能指”的文法系统，却又是“后现代”主体的逻辑——主语虚化为实践的形而上学。因此，《周易》在占卜中虽然不是空前的，但《周易》作为一个哲学话语系统在占卜中却不能不说是绝后的。它是占卜中形而上学最后的也是最初的辉煌，此后如秦汉的无数帝国和朝代，再也没有也不能产生出自己的《易》了，不过是一个漫长的、无梦的历程而已。于是，《周易》就成了中国文化中欢愉与痛苦的交织。《周易》的哲学意义——“穷究变化”的“变易”_中国儒学导论

所谓“穷究变化”，不过是追问“存在”的一种常见的经验形式而已。因为“人”所拥有的是“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既定的和单纯的“环境”。

“怀疑”，首先是对“存在”的“怀疑”——寻找“天下之至神”，其起源于一个最基本的经验事实——人在世界上是“孤立”的。而“世界是事实的集合，而不是物体的集合”。所谓“卜”者，即追问“发生”——“事”或“情”的“缘起”，如郑康成所谓“始”“壮”“究”。

“始”“壮”“究”的“象”，即“三爻成卦”。所谓“爻”者，“交”也，即“阴阳相交”；而所谓“阴阳相交”，就是“关系”，就是“事”与“情”发展、变化的“逻辑”。

这一人所绝对需要的某种形而上学以为终极关怀的所在，于《易传》中称之为“几”，即《系辞传上》所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易传》中云：“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周敦颐《通书·圣第四》中释“几”为“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www.guayunfan.com)“几”几乎就是所谓“命”，即运动轨迹——纵的运动轨迹，即与历史的运合互动；横的运动轨迹，即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整合。

《周易》不是一般的卜筮活动的历史记录，而是上古至殷、周以来无可计量的原始卜筮活动的最终产物，是其最后的哲学抽象，从此而成为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相始终的逻辑——这就是《周易》的秘密所在。这一秘密如牟宗三所说，首先因为它是儒家的“玄思”。所谓“玄思”者，可以理解为一种追问“存在”而获得的心理暗示，但这一暗示却在历史上形成了普同的思维定式——认知判断事物时的心理准备。因此，《周易》就拥有着中国文化中的“形而上学”的地位——它是能使处于这一社会中的人寻找到或显示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的密语，再通过它而解释着生活中共同的经验，是人在中国“日常生活”与“日常话语”中彼此保持“沟通”和“对话”的一个“法则”，一个不以具体对象为对象的抽象话语模式——是一切具体对象为“所指”的“能指”。如《周易·系辞传上》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周易》在历史上形成的这一普同思维定式，是伟大而且神秘无比的。

《周易》的初始文本虽然是中国上古原始宗教中重要的占卜活动的总结，是一个不以具体对象为对象的抽象话语模式，又是一个以一切具体对象为“所指”的“能指”的文法系统，却又是“后现代”主体的逻辑——主语虚化为实践的形而上学。因此，《周易》在占卜中虽然不是空前的，但《周易》作为一个哲学话语系统在占卜中却不能不说是绝后的。它是占卜中形而上学最后的也是最初的辉煌，此后如秦汉的无数帝国和朝代，再也没有也不能产生出自己的《易》了，不过是一个漫长的、无梦的历程而已。于是，《周易》就成了中国文化中欢愉与痛苦的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