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文化意义_中国儒学导论

《春秋》的文化意义_中国儒学导论

《春秋》的文化意义，是孟子首先提出的问题。《孟子·离娄下》有载：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孔子所独得的“义”是什么呢？《汉书·司马迁传》载：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潜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就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www.guayunfan.com)中国文化自始就是充满“忧患”的。远在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报任安书》以后，直至20世纪初叶的刘鹗于《老残游记·自叙》中仍说道：“《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相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忧患”，成了中国文化史的总结和缩影。具有悠久历史和巨大世界意义的“中国文化”所“忧”、所“患”的究竟是什么呢？

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史”是什么呢？其原义为记事。但在中国古史上，这一记事却是以生命殉之的记事。如《左传·宣公二年》中载，晋灵公无道，因赵盾屡谏而反欲杀盾，赵盾出奔后族人赵穿杀灵公，史官董狐书“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而对有夙怨者则没其善，宗亲姻戚多被收录且饰以美言的魏收《魏史》，则被称为“秽史”。这是因为在上古人类文明的初期，所谓“文字符号”是文明的基本标志，文字符号中似乎蕴涵着人类与存在的某种神秘的、不可思议的联系。人文社会中的“史”，就如同宗教社会中的祭司、教士一样，其身上寄托着人们对于符号的崇拜，表现着人们对于自己行为中的责任的恐惧。

孔子就是以对存在负责任的神圣感为基础，而修订《春秋》的。所谓“历史”——过去生活历程的文化记忆，其中最可宝贵的就是对“善”的追求。这就是孔子所独得的“义”。

因此，从“儒教文明”的特殊意义上说，自司马迁开始认为，《春秋》就是中国政治的教科书，“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2]。司马迁认为，《春秋》就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源头所在。

因此，就有了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的文化现象——“昔仲尼没而微言（师古曰：精微要妙之言也。）绝，七十子丧而大义（大义，正道也。）乖。故《春秋》分为五（师古引韦昭曰：谓‘左氏’、‘公羊’、‘梁’、‘邹氏’、‘夹氏’也。）。《诗》分为四（师古引韦昭曰：谓‘毛氏’、‘齐’、‘鲁’、‘韩’也。）。《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横，直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诠释《春秋》这一著作，史不绝书。汉代出现的《公羊传》与《梁传》是其中著名的两种。《公羊传》十一卷，旧题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初仅口头流传，汉景帝时公羊高之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母生（子都）始写定成书。《梁传》十一卷，旧题战国时鲁人梁赤撰，也是在口头流传之后于西汉时写定成书。而《左传》则与此不同，它是先秦的一部独立的、内容丰富的编年体史书，约成书于战国初期，现行之《左传》计六十六卷、十八万字，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迄鲁悼公三年（公元前464年），不仅记载了鲁国的历史，而且还系统地叙述了当时几个主要诸侯国的历史；不但记载了春秋时代的许多历史事件，而且也保留了春秋以前的一些史事和传说。文辞优美，生动形象，结构严谨，更是其光前裕后之处。此后，自司马迁编撰《史记》纪传体通史、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的所谓“正史”传统，就是这样导源的。《春秋》的文化意义_中国儒学导论

《春秋》的文化意义，是孟子首先提出的问题。《孟子·离娄下》有载：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孔子所独得的“义”是什么呢？《汉书·司马迁传》载：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潜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就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www.guayunfan.com)中国文化自始就是充满“忧患”的。远在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报任安书》以后，直至20世纪初叶的刘鹗于《老残游记·自叙》中仍说道：“《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相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忧患”，成了中国文化史的总结和缩影。具有悠久历史和巨大世界意义的“中国文化”所“忧”、所“患”的究竟是什么呢？

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史”是什么呢？其原义为记事。但在中国古史上，这一记事却是以生命殉之的记事。如《左传·宣公二年》中载，晋灵公无道，因赵盾屡谏而反欲杀盾，赵盾出奔后族人赵穿杀灵公，史官董狐书“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而对有夙怨者则没其善，宗亲姻戚多被收录且饰以美言的魏收《魏史》，则被称为“秽史”。这是因为在上古人类文明的初期，所谓“文字符号”是文明的基本标志，文字符号中似乎蕴涵着人类与存在的某种神秘的、不可思议的联系。人文社会中的“史”，就如同宗教社会中的祭司、教士一样，其身上寄托着人们对于符号的崇拜，表现着人们对于自己行为中的责任的恐惧。

孔子就是以对存在负责任的神圣感为基础，而修订《春秋》的。所谓“历史”——过去生活历程的文化记忆，其中最可宝贵的就是对“善”的追求。这就是孔子所独得的“义”。

因此，从“儒教文明”的特殊意义上说，自司马迁开始认为，《春秋》就是中国政治的教科书，“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2]。司马迁认为，《春秋》就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源头所在。

因此，就有了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的文化现象——“昔仲尼没而微言（师古曰：精微要妙之言也。）绝，七十子丧而大义（大义，正道也。）乖。故《春秋》分为五（师古引韦昭曰：谓‘左氏’、‘公羊’、‘梁’、‘邹氏’、‘夹氏’也。）。《诗》分为四（师古引韦昭曰：谓‘毛氏’、‘齐’、‘鲁’、‘韩’也。）。《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横，直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诠释《春秋》这一著作，史不绝书。汉代出现的《公羊传》与《梁传》是其中著名的两种。《公羊传》十一卷，旧题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初仅口头流传，汉景帝时公羊高之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母生（子都）始写定成书。《梁传》十一卷，旧题战国时鲁人梁赤撰，也是在口头流传之后于西汉时写定成书。而《左传》则与此不同，它是先秦的一部独立的、内容丰富的编年体史书，约成书于战国初期，现行之《左传》计六十六卷、十八万字，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迄鲁悼公三年（公元前464年），不仅记载了鲁国的历史，而且还系统地叙述了当时几个主要诸侯国的历史；不但记载了春秋时代的许多历史事件，而且也保留了春秋以前的一些史事和传说。文辞优美，生动形象，结构严谨，更是其光前裕后之处。此后，自司马迁编撰《史记》纪传体通史、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的所谓“正史”传统，就是这样导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