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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普遍意义_中国儒学导论

时间:2022-07-1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中庸”的普遍意义_中国儒学导论人在最终意义上的却也是在原有意义上的“纯粹追求”究竟是什么呢?于是,寻找“人性”的新的中心,就必然成为全部人类学不可回避的任务,即“找出责任的承担者”。舍勒认为,它来自“前文化”的“事物本身的最高原因”。但当——所谓“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

“中庸”的普遍意义_中国儒学导论

人在最终意义上的却也是在原有意义上的“纯粹追求”究竟是什么呢?这虽然可以是一个“哈姆雷特”似的问题,却不可能是一个经验问题。于是,问题就远远超越了一般人类学的边界,而成为一种非田野的人类学或逻辑的人类学;哲学人类学于是成为问题的必然形式——如果说“回归自我”在个人来说不过是一件生命的嘱托;那么,作为一种在“人”对自身的“信仰”维度上的人类学思想,为“回归自我”而“直面人类”的就是哲学人类学。

那么,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原善”在人类哲学史上的意义问题——哲学人类学的核心问题,“人”在逻辑上的起源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的问题。对此,韩愈似为首先把握者,其《答侯生问论语书》已有语云:“圣人践形之说,孟子详于其书,当终始究之。若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是也;苟有伪焉,则万物不备矣。践形之道无他,诚是也。足下谓贤者不能践形,非也。贤者非不能践形,能而不备耳。形,言其备也,所谓具体而微是也。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充实则具体,未大则微,故或去圣一间,或得其一体,皆践形而未备者;唯反身而诚,则能践形之备者耳。”哲学问题——人的“纯粹追求”,常常以“哈姆雷特”的形象出现于戏剧而成为一个审美对象。但当——所谓“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其实不过是“人的文化追求”在一定时空中的表现——终于被发现时,人的“纯粹追求”的问题,就以某种必然而成为一个人类学问题。如海德格尔于《克服形而上学》中就曾说起过的:“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在形而上学充分发展的时代,哲学便成了人类学。”

因此,可以说所谓“儒学”原是一种“哲学人类学”。

虽然还有一系列问题围绕在哲学人类学的周围,使它极像一个无望的形而上学“陷阱”,但它毕竟是无诗的现代的唯一的“诗”——能够唤醒对人类生活可能前景的认识,引发人性意识的某种东西。因为这一人对自身的质疑,只有在后现代才是一个不无绝望的质疑,“我是谁”在后现代已是一个“人性的忏悔”。“人对自身的困惑”,在此已不是某种对自身肉体的困惑、对自身能量的困惑,它只能是一种困惑——对人类自己文化的困惑,成为唯一的困惑。“彻底变革人性不仅是一个伦理或宗教的要求,也不单纯是一种出自我们当今病态化的社会性格本能的心理要求,而且是人类生存延续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萨特曾说起过:“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人”的一个直接现实还并不是在纯粹的“文化”中存在,而是在人对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哲学人类学中存在。诗化的生活已远离我们而去,哲学人类学就必然地到来了。(www.guayunfan.com)在现代世界中寻找“完整的人”,从而确立“他”在宇宙中不可替代的真正地位——这是哲学人类学的目的。于是,寻找“人性”的新的中心,就必然成为全部人类学不可回避的任务,即“找出责任的承担者”。“永远在寻找自己”,这是人的命运,人类正是从不断“回到自身”这个起点上再开始跃进的。在哲学人类学这里提问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从人类学立场上对“人性”的一个哲学提问——彻底的提问,全人类意义上的“自我提问”。从哪里去寻找出“自己”呢?必须和只能从“文化”中去找回“自己”,舍勒因此认定:“使人之成为人的东西,甚至是一个与所有生命相对立的原则”,“人们绝不可能用‘自然的生命进化’来解释这个使人之为人的原则”。这个原则来自哪里?舍勒认为,它来自“前文化”的“事物本身的最高原因”。但这所谓“事物本身的最高原因”,却又是一个“无限”“未知”和“永恒的无答案”,即永恒的质疑与找寻。

朱熹所认定的《大学》于全部儒学中之所以拥有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因为它是全部儒学理想的所在。这一理想是什么呢?就是让世界成为一个纯粹的“人文社会”。虽然“人文”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标志,却始终不是也不能是唯一的标志和终极价值——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就是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社会,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它的主要形式,无疑是“人文”,但它却是在对整个存在的认识的自然科学来维持的,它还需要对自身认识的社会科学来维持。但当“鸦片战争”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到来时,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中央之国”“礼义之邦”等等一切被放大了的“人文”内容,还在蒙蔽着中国人的眼睛。于是,“新文化运动”那一代风流的愤怒就成为当然的了。

【注释】

[1][法]德日进:《人的现象》,李弘琪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213页。

[2][法]德日进:《人的现象》,李弘琪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3][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205页。

[4][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中庸”的普遍意义_中国儒学导论

人在最终意义上的却也是在原有意义上的“纯粹追求”究竟是什么呢?这虽然可以是一个“哈姆雷特”似的问题,却不可能是一个经验问题。于是,问题就远远超越了一般人类学的边界,而成为一种非田野的人类学或逻辑的人类学;哲学人类学于是成为问题的必然形式——如果说“回归自我”在个人来说不过是一件生命的嘱托;那么,作为一种在“人”对自身的“信仰”维度上的人类学思想,为“回归自我”而“直面人类”的就是哲学人类学。

那么,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原善”在人类哲学史上的意义问题——哲学人类学的核心问题,“人”在逻辑上的起源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的问题。对此,韩愈似为首先把握者,其《答侯生问论语书》已有语云:“圣人践形之说,孟子详于其书,当终始究之。若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是也;苟有伪焉,则万物不备矣。践形之道无他,诚是也。足下谓贤者不能践形,非也。贤者非不能践形,能而不备耳。形,言其备也,所谓具体而微是也。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充实则具体,未大则微,故或去圣一间,或得其一体,皆践形而未备者;唯反身而诚,则能践形之备者耳。”哲学问题——人的“纯粹追求”,常常以“哈姆雷特”的形象出现于戏剧而成为一个审美对象。但当——所谓“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其实不过是“人的文化追求”在一定时空中的表现——终于被发现时,人的“纯粹追求”的问题,就以某种必然而成为一个人类学问题。如海德格尔于《克服形而上学》中就曾说起过的:“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在形而上学充分发展的时代,哲学便成了人类学。”

因此,可以说所谓“儒学”原是一种“哲学人类学”。

虽然还有一系列问题围绕在哲学人类学的周围,使它极像一个无望的形而上学“陷阱”,但它毕竟是无诗的现代的唯一的“诗”——能够唤醒对人类生活可能前景的认识,引发人性意识的某种东西。因为这一人对自身的质疑,只有在后现代才是一个不无绝望的质疑,“我是谁”在后现代已是一个“人性的忏悔”。“人对自身的困惑”,在此已不是某种对自身肉体的困惑、对自身能量的困惑,它只能是一种困惑——对人类自己文化的困惑,成为唯一的困惑。“彻底变革人性不仅是一个伦理或宗教的要求,也不单纯是一种出自我们当今病态化的社会性格本能的心理要求,而且是人类生存延续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萨特曾说起过:“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人”的一个直接现实还并不是在纯粹的“文化”中存在,而是在人对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哲学人类学中存在。诗化的生活已远离我们而去,哲学人类学就必然地到来了。(www.guayunfan.com)在现代世界中寻找“完整的人”,从而确立“他”在宇宙中不可替代的真正地位——这是哲学人类学的目的。于是,寻找“人性”的新的中心,就必然成为全部人类学不可回避的任务,即“找出责任的承担者”。“永远在寻找自己”,这是人的命运,人类正是从不断“回到自身”这个起点上再开始跃进的。在哲学人类学这里提问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从人类学立场上对“人性”的一个哲学提问——彻底的提问,全人类意义上的“自我提问”。从哪里去寻找出“自己”呢?必须和只能从“文化”中去找回“自己”,舍勒因此认定:“使人之成为人的东西,甚至是一个与所有生命相对立的原则”,“人们绝不可能用‘自然的生命进化’来解释这个使人之为人的原则”。这个原则来自哪里?舍勒认为,它来自“前文化”的“事物本身的最高原因”。但这所谓“事物本身的最高原因”,却又是一个“无限”“未知”和“永恒的无答案”,即永恒的质疑与找寻。

朱熹所认定的《大学》于全部儒学中之所以拥有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因为它是全部儒学理想的所在。这一理想是什么呢?就是让世界成为一个纯粹的“人文社会”。虽然“人文”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标志,却始终不是也不能是唯一的标志和终极价值——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就是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社会,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它的主要形式,无疑是“人文”,但它却是在对整个存在的认识的自然科学来维持的,它还需要对自身认识的社会科学来维持。但当“鸦片战争”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到来时,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中央之国”“礼义之邦”等等一切被放大了的“人文”内容,还在蒙蔽着中国人的眼睛。于是,“新文化运动”那一代风流的愤怒就成为当然的了。

【注释】

[1][法]德日进:《人的现象》,李弘琪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213页。

[2][法]德日进:《人的现象》,李弘琪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3][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205页。

[4][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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