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庆”――文化的整合_中国儒学导论

“节庆”——文化的整合_中国儒学导论

现代学科语境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是19世纪末人类学发展中的产物。至20世纪50年代末，A.L.克罗伯（Kroeber）、C.克鲁克洪（Kluckhohn）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一书中，列举出自1871年—1951年可供探讨的“文化”定义已达160多种。就在这一人类文明史发展的意义上，C.克鲁克洪可以把“文化”定义为：“一群人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生存的完整样式。”[1]这一特殊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各种内隐和外显的行为模式的基础之上。“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它们借符号的使用而被学到或被传授，而且构成人类群体的出色成就，包括体现于人工制品中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的因素。”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

（1）文化是为人类所共有的。不论以如何“怪异”的形式表现或存在的文化，都是为某一人类群体所共有的，而且是“个人”能为这一群体接受和“个人”认同这一群体的共同标准，在这一群体接受个人认同的基础上，一定的相互依存方式的共同的心理基础和生活基础从而建立。

（2）文化不是先验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如拉尔夫·林顿所说，文化是人类的社会遗传而非生物遗传。通过特定的文化环境的濡化，“个人”才得以学会生理需要满足的特定的社会形式，而特定的社会形式亦因此而得以维持。

（3）文化信息以象征符号为载体。语言、宗教、艺术乃至货币……我们生活中所存在的一切“非自然”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无一不是“文化”的象征符号。(www.guayunfan.com)（4）文化是整合的，其各个方面作为相互关系的整体而发挥着协调作用。

作为在一定时空中存在的文化集团，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节庆活动集中地展示出其特有的文化，而歌舞则是节庆活动必不可少的内容。节日来临的时候，各民族都会用自己独特的乐器和歌舞来庆贺。

巴亚中寨的基诺族到了一年一度的特懋克节都要举行卓巴祭鼓的仪式，卓巴们穿上节日的盛装，熟练地舞动着鼓锤，奏起一曲曲震撼心灵的鼓乐。

能歌善舞的新寨哈尼族，每逢新春佳节，全村男女都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集聚在村中晒场上，由民间乐队奏起音乐，全村人尽情欢歌曼舞，他们的歌舞动作简单，节奏感强，易学易跳，参与性强，全村老少无一不会。

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是最具狂欢性的景颇族传统节日。等嘎村的景颇族虽然有自己的“文蚌乐队”，但是，村民们仍然觉得在村中过节不够味，大多数人都坐着拖拉机来瑞丽市参加隆重热烈的活动。

南段老寨的拉祜族民间乐队和歌舞队每逢过年都要家家户户去拜年，吹起芦笙，敲起象脚鼓欢庆新春；南糯乡歌舞队也会表演自己编排的节目。

傈僳族的传统节日“澡塘会”盛况空前，除了勇敢的小伙子“上刀山、下火海”外，还有许多在生活实践中自编自演的歌舞，如“劝诫舞”“猴子划拳舞”等。

“那达慕”是兴蒙乡蒙古族最盛大的节日，届时全乡老小都会前来观看游行的热闹场面，有霸王鞭表演、划旱船、摔跤、姑嫂龙等表演，还有村民们自行编排的跳乐。

花山节对于大塘子村的苗族是最重大的节庆，盛装的苗族同胞从四面八方来到花山节主会场，积极参与到民族文体活动项目中，射弩、打鸡毛毽、斗鸡、对苗歌、芦笙表演、爬花杆，活动繁多，高潮迭起。民族山寨体育保持着本民族的特色和原始性状，既能进行身体锻炼，又可以促进个体发展。这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有关。同时，少数民族的山寨体育包括了竞技性和开放性，参与性较强。[2]

节庆，是风俗的狂欢，是一种文化信息最重要的象征符号。只有通过节庆，某一人类群体所共有的，而且是“个人”能为这一群体接受和“个人”认同这一群体的共同标准才得以展示。因此，节庆又是这一文化集团中人后天习得这一文化的重要场合。而往往通过节庆活动，文化才能实现其不断整合；节庆，就是各个方面作为相互关系的整体而发挥着协调作用的一种实验。“节庆”——文化的整合_中国儒学导论

现代学科语境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是19世纪末人类学发展中的产物。至20世纪50年代末，A.L.克罗伯（Kroeber）、C.克鲁克洪（Kluckhohn）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一书中，列举出自1871年—1951年可供探讨的“文化”定义已达160多种。就在这一人类文明史发展的意义上，C.克鲁克洪可以把“文化”定义为：“一群人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生存的完整样式。”[1]这一特殊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各种内隐和外显的行为模式的基础之上。“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它们借符号的使用而被学到或被传授，而且构成人类群体的出色成就，包括体现于人工制品中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的因素。”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

（1）文化是为人类所共有的。不论以如何“怪异”的形式表现或存在的文化，都是为某一人类群体所共有的，而且是“个人”能为这一群体接受和“个人”认同这一群体的共同标准，在这一群体接受个人认同的基础上，一定的相互依存方式的共同的心理基础和生活基础从而建立。

（2）文化不是先验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如拉尔夫·林顿所说，文化是人类的社会遗传而非生物遗传。通过特定的文化环境的濡化，“个人”才得以学会生理需要满足的特定的社会形式，而特定的社会形式亦因此而得以维持。

（3）文化信息以象征符号为载体。语言、宗教、艺术乃至货币……我们生活中所存在的一切“非自然”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无一不是“文化”的象征符号。(www.guayunfan.com)（4）文化是整合的，其各个方面作为相互关系的整体而发挥着协调作用。

作为在一定时空中存在的文化集团，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节庆活动集中地展示出其特有的文化，而歌舞则是节庆活动必不可少的内容。节日来临的时候，各民族都会用自己独特的乐器和歌舞来庆贺。

巴亚中寨的基诺族到了一年一度的特懋克节都要举行卓巴祭鼓的仪式，卓巴们穿上节日的盛装，熟练地舞动着鼓锤，奏起一曲曲震撼心灵的鼓乐。

能歌善舞的新寨哈尼族，每逢新春佳节，全村男女都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集聚在村中晒场上，由民间乐队奏起音乐，全村人尽情欢歌曼舞，他们的歌舞动作简单，节奏感强，易学易跳，参与性强，全村老少无一不会。

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是最具狂欢性的景颇族传统节日。等嘎村的景颇族虽然有自己的“文蚌乐队”，但是，村民们仍然觉得在村中过节不够味，大多数人都坐着拖拉机来瑞丽市参加隆重热烈的活动。

南段老寨的拉祜族民间乐队和歌舞队每逢过年都要家家户户去拜年，吹起芦笙，敲起象脚鼓欢庆新春；南糯乡歌舞队也会表演自己编排的节目。

傈僳族的传统节日“澡塘会”盛况空前，除了勇敢的小伙子“上刀山、下火海”外，还有许多在生活实践中自编自演的歌舞，如“劝诫舞”“猴子划拳舞”等。

“那达慕”是兴蒙乡蒙古族最盛大的节日，届时全乡老小都会前来观看游行的热闹场面，有霸王鞭表演、划旱船、摔跤、姑嫂龙等表演，还有村民们自行编排的跳乐。

花山节对于大塘子村的苗族是最重大的节庆，盛装的苗族同胞从四面八方来到花山节主会场，积极参与到民族文体活动项目中，射弩、打鸡毛毽、斗鸡、对苗歌、芦笙表演、爬花杆，活动繁多，高潮迭起。民族山寨体育保持着本民族的特色和原始性状，既能进行身体锻炼，又可以促进个体发展。这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有关。同时，少数民族的山寨体育包括了竞技性和开放性，参与性较强。[2]

节庆，是风俗的狂欢，是一种文化信息最重要的象征符号。只有通过节庆，某一人类群体所共有的，而且是“个人”能为这一群体接受和“个人”认同这一群体的共同标准才得以展示。因此，节庆又是这一文化集团中人后天习得这一文化的重要场合。而往往通过节庆活动，文化才能实现其不断整合；节庆，就是各个方面作为相互关系的整体而发挥着协调作用的一种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