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军(1)
［摘 要］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的陆军建设出现了停滞的趋势，停滞导致的落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已甚为明显。本文从军事学术的三个层面（战略、战役、战术）出发，解析日本陆军落后于西方列强的诸多表相及其内在原因。
［关键词］二战；日本陆军；军事学术；战略；战役；战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陆军虽然侵占了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广阔领土，赢得了一次又一次战役的胜利，但若和英、美、苏、德等国相比，它充其量不过是一支半现代化的军队，整体上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潮流。拙文拟从军事学术的诸层面进行分析，以为抛砖引玉。
战略是军事学术的组成部分和最高体现，包括武装力量准备、计划、进行战争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上受制于国家政治，下规定战役、战术，是整个军事活动至关重要的环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军事战略无疑存在重大缺陷。战略与国家总政治之间时常出现的不吻合性严重削弱了国家对战争力量的驾驭能力。日本自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来，一直实行着一种非常独特的政治体制。天皇在名义上是最高统治者、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但实际上却处于比较超然的地位，并不承担多少真正的责任，进入大正和昭和时期以后更是如此。议会只有对法律和预算进行表决的权力，内阁则是辅佐天皇管理国务的机构，其职责仅限于行政管理，并不享有统兵之权。在武装力量方面，陆军参谋总长统辖陆军，海军军令部长统辖海军，他们不仅互不隶属，也不受政府、议会和内阁的辖制，而是各自直接对天皇负责。这种军事统帅权独立于国家政务的二元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三元制度）据说是参照普鲁士制度而建立的，旨在加强军队最高领导的决断性、一贯性和机密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日本近代国家固有的军事封建性在政体上的反映，从封建武士脱胎而出的军人势力始终不愿屈服于财阀和政党势力之下。然而，“从国家机器的角度来看，政治与战略便完全被割裂了。只有天皇能够统一政治和战略。因此，如果天皇能负起总领导的责任并尽量运用他的权力，也许有可能使政治与战略达到统一。然而，天皇所受的教育是要按君主立宪制行事，他不能阐明自己的意愿，也不起领导作用。因此也就没有一个能统一内阁和军事当局意见的计划机构”(2)。所谓的天皇统一协调，在现实中有时形同虚设。政府、陆军和海军因受各自利益集团的驱使常常意见不一。一般来说，政党、议会和内阁较多考虑国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状况，而军方则缺少全局观念，注意力集中于军事事务本身。战争初期，因日军频频取胜，军方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政治和战略的对抗还不甚明显。1943年以后，随着国内生产需要和军事需要矛盾的加剧，军方和政府的冲突日益尖锐。由于彼此各执己见，往往要进行持久、艰难的辩论与讨价还价。即使最后达成妥协，也很难博得各方有效的协作。即使在政府和军方内部，也因频频换马而难以保持政策的前后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共更换了8届内阁，陆、海军首长的换马更甚于此。这种现象是其他主要交战国不多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一直试图建立像苏联的国防委员会、德国的最高统帅部、英国的战时内阁等那样具有绝对权力、能够起统一调节职能的最高军政机构，但碍于宪法的限制，始终没能如愿。1937年11月，日本陆海军成立了最高军事机构——大本营。当政府方面试图派员加入时，军方以维护天皇最高统帅权为由予以拒绝。虽然不久后，政府和军方之间建立了“大本营联络会议”，但那也仅是召开会议的场所，在法律上并无任何权威，即使做出了决定也不过是协议性质。1942年，首相兼陆相东条英机试图以由他本人兼任陆军参谋总长、海相岛田繁太郎兼任海军军令部长的办法来解决军令、军政不一的问题。但是，尽管东条和岛田都是军人，由于是政府和内阁成员，还是招致了军方尤其是海军方面的强烈抵触。1944年7月，小矶国昭内阁成立后将“大本营联络会议”改称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名称虽然换了，但实质并无改变。战争末期，小矶首相和铃木贯太郎首相曾先后奉天皇特旨列席过大本营会议，他们虽然也是陆海军大将，但作为政府方面人员，却并无表决权，只是充当了解军事情况的听众而已。即使是最后无条件投降的决定，也是在天皇和元老重臣们压服军方的“玉碎”情绪后做出的。
总之，“日本的战争领导，实际上要受陆军、海军和政府三足鼎立的会商协议的制约，往往缺乏思想的统一、施行政策的果断性和一贯性”(3)。这样，对于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来投入战争是极为不利的。
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为代表的德国军国主义者，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推出了所谓“总体战”的战略理论，其主旨是：鉴于未来战争的持久性和大规模破坏性，国家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均须服从战争需要，除了投入武装力量外，还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斗争的方法，即使采用极端野蛮的手段也在所不惜。这一理论后来成为法西斯德国军事学说的基础。石原莞尔则是将“总体战”理论引入日本的主要人物。他在德国留学3年，其间悉心研究德国军事学的历史和现状，几乎全盘接受了鲁登道夫的观点。回国以后，他在一系列的演讲和著述中极力宣传“王道总力战”理论，这实际上是德国“总体战”的日本翻版，其中也融进了日本特有的日莲宗教义和天皇国家主义思想。石原认为：“国际生存竞争，逐渐出现白热状态。在平时，深刻的经济战、思想战，已经到处展开，而在对外方面，如果不把国家的全部活力综合统制起来，岂但不能进行武力战，而且整个国家也只能变成国际竞争中的落伍者。”(4)撇开社会政治性质不谈，单就技术角度而言，石原的观点基本是站得住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该理论对日本军事学和社会生活均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它在各个领域推行的程度和效果毕竟有所不同。相对来说，在军事经济、国民精神动员方面做得较好，而在军队领导，尤其是战略领导方面却做得很差。总的来说，由于未能及时修改宪法，日本松散的国家体制没有到达总力战的要求。这一局部性的失误导致了全局性的重大后果。
在日本武装力量内部，总战略与军种战略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日本的陆、海军历来平起平坐，大本营难以凌驾其上成为指挥两军共同作战的最高机关。陆军和海军为争夺本军种的优先军备权，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争，而这主要取决于它们分别依靠着的彼此竞争的两大垄断集团：陆军同三井、安田财阀关系密切，而海军则同三菱和住友财阀联系紧密。垄断组织的利益以及战区和军种自身的特点导致了战略目标的根本分歧。一般来说，陆军视苏联为第一敌人，主张优先准备亚洲大陆上的战争，而海军则视美国为第一敌人，倡议先向西南太平洋发展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一个适用于两军的持久、稳定的战略目标成了一种奢望。
日本的军事总战略主要是通过所谓的“帝国国防方针”表述出来的。该方针最早制订于1907年，以后在1917年、1922年、1936年作过3次修订。在1907年的国防方针中，虽然明文把俄国列为头号假想敌，但陆、海军的意见并不一致。陆军认为，与俄国再战的可能性较大，主张与海军合力防务，而海军鉴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扩张势力，断言日美必战。因此在具体的军备项目上，陆军军备针对俄国，而海军军备却针对美国。这实际上导致了假想敌的双重化。1917年，日本将假想敌变更为俄国、美国、中国三国。1922年，鉴于十月革命后苏俄无力东顾，又单独把美国列为头号假想敌。以上两次修订，陆、海军基本达成了一致看法。1931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直逼苏联边境。此时，苏联远东军力已有了长足发展，几年之中便对关东军构成了压倒优势。在1936年的修订中，陆、海军再次出现重大分歧，陆军主张北进苏联，而海军则坚持向南洋扩张。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最后形成了一个既向南又向北扩张的折中方案，即同时将美、苏列为主要假想敌。然而，日本武装力量并不按预定的计划行事，1937年却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大战期间，“陆军和海军在战略观点上的无数分歧贯穿于整个战争之中。对上述战略问题，实际上从未达成过统一的意见，陆海军对战略的不同观点总是导致无结果的折中”(5)。例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倾全力投入作战，而陆军仍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东北，此前刚刚举行了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因此仅决定使用全部51个师团中的11个师团去南洋，并打算在3至4个月内结束战争，随后将部队撤返原地。在即将完全攻占南洋诸岛时，陆、海军又一次发生尖锐争执，海军方面认为，应再接再厉占领澳大利亚、锡兰和夏威夷，而陆军生怕如此行动需要投入大批地面部队，于是寻找种种借口予以拒绝。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即进攻目标较近的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等。直至1943年瓜岛战役以后，陆军方面才不得不面对现实，加派重兵。
甲午（日清）、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的敌国是单一的，因此陆海军较能达成战略上的一致性，并在此基础上密切协作。但是三四十年代，远东的国际形势远比先前复杂，日本现实乃至潜在的敌国数量增多。通常来说，国家的军事战略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应保持相对稳定性，所设的假想敌不应多于一国，也不该频繁更换。假使外来威胁有两国乃至多国，也应分清主次，切不可等量视之；否则，必将因树敌过多而分散力量，以致无法有针对性地进行切实有效的战争准备。陆、海军的分歧，使日本在识别和认定未来战争的作战对象上犯了大忌，而这是军事战略的首要问题。
在陆军内部，战略分歧则主要体现在战略战役军团和上级统帅部门之间。部署于本土之外的现地大军团常常表现出固执的独立性，擅自在本辖区内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公然违背统帅部门的战略总意图。譬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9年的诺蒙坎战役都是关东军在未经陆军省首肯的情况下发动的，而后者对此并不赞同。先斩后奏十分有损总战略的统筹贯彻。
日本统治集团称霸东亚的总政治决定其军事战略带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鲜明特点。一方面它过于贬低对手，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力量估价过高，妄图靠突然袭击来击败对手，在短期内赢得战争。不切实际的战略企图导致了不切实际的军事行动样式。20世纪初以来，“进攻”一直被日本陆军定为战略的基础。一系列的野战条令规定，以进攻手段“在战场上围歼敌人”是最基本的战略方式，“战争的胜负，并不以兵力多寡而定，精练的、富于进攻精神的军队，可以以少胜多”(6)。与此同时，“防御”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相反受到了轻视，通常对防御或退却都只字不提。例如，在1935年关东军司令部颁布的《满蒙作战必携》中有各类条例400多条，却没有一条是指导防御作战的。偏重进攻、漠视防御成为三四十年代日本陆军训练作战的一大倾向。这种单向性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侵略扩张性的国家政治必定需要借助进攻性军事行动得以实现；其二，从历史上看，日军从未进行过防御作战，在甲午、日俄战争中，日本都是以主动、突然、大胆的猛攻获胜的；其三，全盘接受了德国军事学的速决战观念。日本的军事经济难以维持持久战争，因此一心想在开战伊始就进入敌国领土作战，并以连续突击迅速取得最后胜利。但是，这种攻势战略的最大弱点是，缺乏足够的物力保证，多半是不顾客观实际、一厢情愿的主观盲目。当时，一位德国军事观察家曾这样指出：
在日本陆军战略的攻势的特性和日本陆军的战争技术的平凡两者之间，正隔着一条深阔的鸿沟。日本陆军战略还要求速决，甚至是加快的速决……然而日本并没有足以与强敌作速决战的流动性与冲击力，这是一个昭彰的真理……（日军训令规定）追击部队的目的应该是追及敌军，俾便扫数歼灭，而执行这一工作的是骑兵、炮兵和空军。然而，日本陆军的这些部队，都不够强大，都不够成功地完成这一任务。日本的作战计划和军需资源之间，在日本规定的战略任务和可用以实践这一任务的非常有限的力量之间，其巨大的差异，将使日本陷于空前的军事灾难之中(7)。
由于对战略防御预见和研究不足，造成日军作战能力片面发展。随着战局的恶化，特别是1945年以后，日军被迫从攻势向守势急转，几乎完全抛弃战前条令，在所有战区陷入防御。但是，整个军事体系要在短期内完成从攻到守的变化殊非易事，这涉及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物资转换、人员训练配备等许多环节。譬如，在中国东北，日军曾长时间构筑了17个强固的筑垒地域，但是它们都是用于进攻的前进基地，没有掩护地带，纵深浅，间隙大，不适宜持久防御作战。1945年8月，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关东军的这些阵地迅速崩溃，日军终于尝到了“极端进攻主义”的恶果。
战役是高级军团为解决进攻或防御问题，在一定方向上实施作战的总和，是战略与战术之间的中间环节。衡量战役水平的主要指标是兵力数量、区域规模、持续时间、多变性和紧张程度等。
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人很容易发现日本陆军缺乏实施现代化战役的技能。具体来说，就是缺乏坦克（快速集群）的大规模深远突击、步兵的摩托化、炮兵的大量集中和机动等。换言之，那种源于20世纪30年代，大战期间流行于欧洲、北非战场的机械化、高速度、大纵深的合围战役，是日军所不具备的。尽管日军几乎在所有针对中国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战役中获胜，但那“只是现代科学化战争的微弱摹仿而已”，战役本身的质量并不高。以淞沪、太原、徐州、武汉、长沙、宜昌、豫湘桂等大战役为例，日军投入的兵力为10万～35万不等；战役纵深约150～200公里；持续时间短则1个月，多则4个月；战役结果大多数是击溃战。这样的战役若移植于苏德战场，只属于中下水平。曾几何时，苏军、德军激战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等地，动辄百万大军。柏林战役中，苏军250万，德军100万，总兵力达到了350万，举世未有。日军战略性战役的规模反限于集团军级，而西方军队则为集团军群级，甚至是方面军群级，相比之下，实不可同日而语。在苏德战场上，围歼一个几十万人的大兵团，常常只需几十天、十几天，乃至更短的时间。而日军在中国的战役却进展缓慢，多半旷日持久。此外，日军绝少有合围歼灭国民党军大兵团的战例。西方战场上常见的一个战役生俘敌军十几万、几十万官兵的情况，是日军所无的。上述差距的根源是，日本陆军的战役法在一定程度上仍停留在日俄战争时期短兵突击的水平，并没有像西方军队那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技术兵器日新月异，其中尤以坦克、飞机改进最快。“坦克和飞机的机动性已大幅度地提高，因此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新的战术，彻底地影响战争的艺术。”(8)由此，德国的“闪击战”、苏联的“大纵深战役”等新型军事理论先后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抛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那种缓慢、按部就班地克服敌各道防御阵地的作法，换之于在主要方向上大量集中使用突击力量，实施一系列大纵深、高速度的连续突击，并尽可能以合围敌大兵团的形式完成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英国、美国的军事当局也基本上接受了以上原则，并加以广泛运用。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战役理论深受19世纪德国军事学的影响，“六十七年，日本军官所不解的1866年奥普战争和1870年、1871年法普战争的经验，始终支配日本的作战理论”(9)。日本近代陆军创始人之一、著名元帅大山岩曾以军事观察员身份到普军观战。他对色当战役以“两面迂回、包围”及“消灭敌人”为目的的军队集中进攻非常赞赏，回国后在日军中竭力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军在一系列的条令中再三强调实施积极、勇敢的机动战，特别是包围歼灭战役。但是，日本落后的物质技术力量并不足以与新兴的机械化战役相匹配，所谓的“机动合围”仅限于字面上的自欺欺人，是少数先见之士的愿望和空谈而已，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依然故步自封，其进攻战役的基本布局是由“军”级军团在航空兵的掩护下沿铁路干线、大型江河向重要的政治、经济地区和交通枢纽实施突击，若遇敌军阻挡，则集中大部分的精锐兵力猛攻敌方战线的某一部分，实行中央突破。这一动作比较呆板，进展目标固定而有限。由于正面攻击一般没有伴之于两侧的掩护，也未向敌方两翼同时实施快速、深远的钳形迂回，所以敌军通常可以在遭受突击的情况下从容撤出基本兵力，免遭合围。日军坦克、汽车装备不足，摩托化水平低下，再加上火炮薄弱，因此无法组建强有力的快速集群。这样，突击行动便不得不由步兵兵团来承担，以致战役进展缓慢。即使侥幸达成了对敌合围，那么如何建立对外和对内正面，如何对被围敌军实施压缩、分割，防止其突围，依然是日军难以解决的问题。
当然，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登陆战役还是相当成功的，这主要依赖于它在历次战争中积累下的陆海军协同登陆作战的经验。另外，由于采取了突袭手段，对手猝不及防，没能组织有效的抵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的防御战役主要是针对美、苏军队的。在美、苏军队的强大突击下，日军基本兵团通常难以完成防御任务，一经交战，非遭重创即遇毁灭，兵力兵器的损失极为惨重，远远超过对手。张鼓峰、诺蒙坎、瓜岛、新几内亚、阿图岛、塔拉瓦岛、夸贾林岛、塞班岛、菲律宾、硫磺岛、中国东北等战役莫不如此。
综合日军的战役防御弱点，首先在于它对美、苏军队全纵深的打击手段认识不足，以自己陈旧的进攻程序设想对手的突击样式。按照日军的传统理论，战役防御应分为阵地防御和机动防御两个阶段，一旦敌军突破一线阵地，日军便在中间地带逐次抵抗，直至建立新的防线。据此，日军在东北战役前将抗击苏军的进攻作战预想为两期：第一期为3个月，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凭借边境地区复杂的地形和强固的筑垒地域，迟滞、消耗苏军；第二期为6个月，关东军司令部认为，苏军经一期战斗后，必定疲惫不堪，其炮兵和坦克因道路原因也会落在步兵后头，而日军主力则可事先集中起来，从翼侧实施强大的反突击。然而，这个计划缺乏事实依据，因为苏军并不按照日军的时间表行事。有着苏德战争崭新经验和强大物资保障的苏军，于战争伊始就在数个方向上同时投入主力，坦克集团军以每昼夜80公里的高速不停顿地实施向心突击，后续的摩托化步兵兵团也迅速跟进。由此，关东军全纵深遭到了攻击，战役布局被完全打破，根本没有后方和前方之分，重兵集团常常来不及反应就遭到合围、分割。即便日军组织了几次反突击，也是苍白无力，难以遏制苏军的挺进。其次，日军的防御配系比较薄弱，是独立支撑点式的，纵深很浅：军防御地带的宽度为200～300公里，主要方向上步兵师团的宽度为10～20公里，次要方向为60～80公里；主要方向总的纵深为20～25公里，分为主要防御地带和后方防御地区两部分，其间构筑有掩蔽部、永备发射点、堑壕、地雷场等。日军的炮兵通常分散使用，在主要防御方向上，平均密度不超过10～12门。一个师团只拥有18门37毫米反坦克炮，装甲穿透能力较差。由此，防御的重担主要落在步兵的特攻战术上。以这样的防御配系对付敌军机动部队的密集冲击，是远远不够的，敌军在突破一线阵地后，很容易前出到日军的后方重地，从而将战术胜利扩展成为战役胜利。
苏军的防御水平在当时堪称一流，两相比较，长短即显：苏军的防御宽度远较日军为大，方面军达250～350公里，集团军为30～70公里，主要方向上每公里火炮配备在百门以上，总纵深超过100公里，分为前进阵地、主要防御地带、第二防御地带、集团军预备队防御地带、方面军预备队防御地带、方面军防御地带五大部分，呈严密梯次配备。具体作战时，主要依赖多支线的支撑点、组织良好的火力与工程障碍物、大量集中的反坦克兵器三者的紧密结合。
日军在西南太平洋诸岛上的抗登陆战役是区别于大陆战役的另一种防御样式。按理，日本海军应在这类战役中起主导作用，歼灭敌登陆兵于海上，阻止其上陆。但是，由于海军舰艇损失惨重，无力援救，陆军不得不独立担负抗登陆的重任。日军先是采取“岸边歼灭”方针，即在海岸附近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阻止美军上岸或在岸边将其粉碎。然而，岸边的阵地常常会遭到来自海空的猛烈突击。因此在几次失利以后，又将其改为“纵深战斗”方式，即将主要防御地带构筑在海岛内地，对登陆美军机动防御，并适时转入反攻。这样做的后果是，美军几乎可以毫无阻碍地上陆，从而使日军的抗登陆战役成了实质上的陆上防御。以冲绳战役为例，美军就是在进到该岛内地后才遇到日军守备队抵抗的。不过，岛屿抗登陆毕竟要受地幅的限制，四面环水，处境孤立，难以建立大纵深的防御体系和稳定后方，日军在优势敌军的攻击下，通常难逃覆灭的厄运。
战术是兵团、分队实施战斗的理论与实践，从属于战役法和战略。对于作战的物质基础，即人员和军事技术的一切变化，战术体现得最为直接。
日军战术进攻的基本特点是：以富于旺盛斗志的轻装步兵，伴之于轻机械化机动，惯用钻隙、迂回、局部包围、破坏敌方组织系统等动作，并尽量避免攻坚，但必要时亦勇于冲击，特别擅长阵地白刃格斗和遭遇战。在和低技术、低素质的国民党军队和东南亚殖民军交战时，日军足以撼动对手。但是若和拥有摧毁性火力的美军和苏军相遇，传统式的“端着刺刀冲上去”的打法立刻相形见绌。日本陆军的技术装备虽然比国民党军队优越，但是却大大逊色于西方军队。太平洋战争中，有时候，“日军一个月的火力，总计相当于敌人三个小时的火力”(10)。美国陆军中一个步兵营的自动和半自动兵器约占整个火力的50％，但在日军的同等单位大队中只占30％左右。建制越大，火力对比就越是悬殊。诺蒙坎战败以后，日军总结经验教训，制定了对付具有威猛火力之敌军的新战法。为了避开坦克、大炮、冲锋枪等现代化兵器的冲击，日军决定采用出敌不意的奇袭、近战、夜战的战术。后来在与美、苏军的作战中，日本军队只靠擅长的夜袭来维持局面，但这种战术也很有限，不过是一种消极的权宜措施。在夜战中虽然可以攻占到“点”，但占领“面”就极为困难，至于要歼灭敌军大部队，更是无从谈起。即使近战，虽然几乎每个日军士兵都是拼刺高手，但美军和苏军士兵一般不需肉搏，便能轻易地用冲锋枪的迅猛火力来消灭手持步枪的日本士兵。至于奇袭，这充其量是一种碰运气的赌博性战法，并非基于精密、综合的计算，虽然偶尔会获得成功，但毕竟属于侥幸。
日军战术防御的核心是反坦克防御，主要是利用复杂地形和精心伪装，在敌坦克行进地段派遣突击敢死队抵近设伏。由于现代化装备不足，日军不得不广泛地采用所谓的特攻战法，即“一兵对一车（坦克）的肉弹近身搏击。具体手段有手投炸雷（某种圆锥形有孔的炸弹，装有600克黄色炸药。逼近10米以内，投向敌坦克）、穿刺炸弹（一种为保证准确命中而带有长柄的手投炸弹）、火焰瓶（空瓶里装上汽油，逼近敌坦克，投入坦克舱口，以使起火）、坐垫式炸雷（装有缓燃雷管的小包炸药，逼近敌坦克，扔在坦克正面或突起部上，使之爆炸）、赶制的炸雷（将10公斤的黄色炸药捆成一包，士兵背着冲入敌坦克轨内，与炸药包同归于尽）”(11)。肉弹战法“首先是出于缺乏合理作战计划、经常期待‘天佑神助’的赌博式的企图；其次是出于反人道的漠视人命的蛮干思想的一种表现”(12)。虽然日军将其奉为金科玉律，但在实战中，它一般只能在极个别情况下取得预想效果，大部分敢死队员均被坦克的机枪火力所歼灭。事实证明，“日本陆军所自夸的肉弹冲锋在综合战力前面是多么的无用”(13)。单靠士兵的勇敢精神，妄图用刺刀和身体去抵挡美军、苏军密集火力的突击，无异于螳臂挡车。
日本陆军的实力差不多完全建立在其单一的步兵上面。日军步兵身着紧贴制服、绑腿，背荷重物，手持38式步枪，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欧洲士兵。就其总的素质来说，有着勇敢顽强与机械呆板合为一体的特性，这是当时一些世界军事人士的共识。“日本陆军的步兵为此劳苦人类集团之脊骨实系勇敢强毅的士兵，然似缺少理想。日本陆军各部队中的军官亦颇优秀，彼等与其士兵相似，亦颇勇敢，然彼等与其他一般军官相似，都不愿多费思想。彼等喜欢别人代其思想，彼等愿接受命令而行事。彼等对固定职务执行甚佳，然而在意外的环境下，则彼等的成绩便不如是优良。”(14)“日本的男子能成为优秀的兵士，且绝对无畏，彼等因具有浓厚的感情性和神权信念，故绝对的服从命令，而不计危险或理由；同时，这种盲目的服从也有其弱点，尤其是一般军官喜用呆板的命令，而不让士兵利用自身的机智。”(15)苏军朱可夫（Г．К．Жуков）将军曾率部在诺蒙坎与日军激战，他给对手的评价是“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指挥人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下级指挥人员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毫不迟疑。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训练差，主动性差，习惯于墨守成规”(16)。参加过歼灭关东军之战的苏联将军别洛鲍罗多夫（A．П．Белобородов）也认为：“日军传统的对单兵训练的倚重曾获得实际的效果，但是，却消磨掉了士兵的主动性。普通士兵习惯于尊崇所有职阶高于自己的人，从天皇起直至军曹。他们听话，执行命令极为勤勉。但在战斗中，他们都不善于，也不想为大胆的决定承担责任。初、中级指挥人员也有这种毛病。”(17)
步兵师团是日本陆军的基本战术兵团，其上有军、方面军、战区军团，分别相当于西方国家的集团军、集团军群（方面军）、方面军群，其下有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相当于旅、团、营、连、排、班。一个步兵师团通常下辖两个步兵旅团（或三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和一个工兵大队等。由于日军单兵火力薄弱，不得不通过增加战斗人员来弥补缺憾，一个标准师团的编制有2万～3万人，而西方的“师”一般不超过1.5万人。师团以下也是如此，日军的中队编制为170人，大约超过西方“连”的1/2。日军对其步兵师团历来非常自负，有人甚至妄言：“日本的一个师团就其战斗素养而论，相当于3个德国步兵师和6个美国步兵师。”(18)这完全是错误理解中国关内战场胜利经验的结果。由于日军一个师团常常能轻易地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几个师乃至几个军，因此助长了他们的狂妄自大。然而，他们最终会明白，对华战争中取得的“日军一个营消灭中国军一个师乃是家常便饭”的常识，在对美、对苏战争中必将完全失效，因为美军和苏军并非孱弱的国民党军队所能相比的。以美军一个师为例，它的各种装备都远比日军师团优越（见表1(19)）
表1 美日师的武器装备对比
“七七事变”时，日军有师团17个，多由老兵组成，素质较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增至51个，战争临近结束时又膨胀至168个。随着数量的猛增，军队质量急剧下降。大多数步兵师团是汽车、马匹、自行车的混合编制，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和摩托化设备。1941年12月，南方军第25军从哥打巴鲁向新加坡的著名进军，便是依靠自行车勉强完成的。日军师团的另一个突出弱点是，机构过于臃肿，指挥调度困难。1945年春，关东军为了使部队轻便灵活，利于在山岳森林地带作战，曾对其下辖师团作过缩编，每师团改编为1.3万～1.7万人。但这一工作尚未完成，便迎来了苏军的突击。
日军的炮兵，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战斗训练方面，特别是反坦克直瞄训练，都整个地落后于其他列强。各步兵单位直接附有的大炮还比较充足，而作为独立作战部门的炮队则相当虚弱。曾有人指出，“日本陆军最注重的是轻炮，虽然这些轻炮都是老式的。至于新式的流动炮队、平射炮和高射炮等，并未十分注重……日军重炮的实力也很薄弱”(20)。日军的轻型火炮超过80％，重型火炮不到20％，而美军情况完全相反，轻型火炮占40％，重型火炮占60％。以美军师炮兵为例，其火炮数量为日军师团的4倍，火炮威力为日军的5倍，综合火力达到了20倍(21)。由于对比过于悬殊，对美作战，日军无论采用何种战术都无济于事。
日军最早有坦克兵建制是在1925年，在久留米和津田沼建立了第1和第2战车队。1933年8月，将其分别扩编为战车第1、第2联队（相当于坦克团）。1934年前后，又在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内组建了战车第3、第4大队（相当于坦克营）。1936～1937年，日本大约有坦克800～1000辆，其中有300辆集中于两个坦克联队和大队，其余则分为若干小队，附属于步兵。这一时期，日军在坦克兵种的建设中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军事当局有这样的观点：“欧美和日本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亚洲的战场未必能够适应坦克的大规模使用。(22)”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机械部队极少有果断、刚迈的行动，他们利用坦克配合步兵作战，然而前者仅居后者“助手”的地位。有时候，坦克竟被用作固定发射点，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火炮”。当时，欧洲军事人士有这样的评价：“日本现仍依赖利用坦克车配合密集步兵作战的战术，正与我们上次大战时一样地利用坦克车，彼等将坦克车团附属于步兵队伍中，而不用之为独立的攻击兵力。”(23)从1939年起，日军开始有了较大编制的坦克部队。该年3月，参与南昌战役的第11军临时编成了战车集团，共辖135辆坦克。此后不久，关东军编组了第1、第2战车团（相当于坦克旅）。此间，虽然进行了一些集群使用坦克的尝试，但效果不佳。
1942年6月24日“机甲军”的成立是日本适应世界军事大势的一个迟到的举动。这是山下奉文中将率团访欧考察德军战况的直接结果。该军隶属关东军，下辖战车第1、第2师团。此后，日本又分别在包头和国内的千叶组建了战车第3、第4师团。战车师团相当于西方的坦克师，总人数为13820人，200～300辆坦克。从1944年10月起，还另外成立了9个独立战车旅团。4个师团、9个旅团，论数量并不算少，但真正参加过实战的仅战车第2、第3师团和独立战车第1、第9旅团，而且表现令人失望。1945年1月，战车第2师团在菲律宾打谷附近的激战中“遭到了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和独霸空中舞台的敌飞机的攻击，损失惨重，丧失了大部分坦克”(24)，最后反倒由步兵师团加以收容。战车第3师团于1942年至1945年在华中地区参加了一些战役，从中反映出的战术问题颇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坦克质量较差，该师团对天气和道路状况的依赖性很大。若条件良好，仍有可能达成高速，如1944年2月河南会战时，曾在2天半内行进了约150公里，从而割裂了国民党军的战役联系。反之，则常常陷入困境，一旦某辆坦克出现故障，很可能危及全队行进，以致迟滞，有时竟落在步兵后头。在实际作战中，出现较多的是后一种情形。战车师团与航空兵的协同也较差，这既削弱了突击威力，同时又极易遭到对方空军的袭击。1945年3月芷江战役时，战车第3师团曾遭中美空军的追踪轰炸，由于没有空中掩护，结果昼夜无法行进。
后勤是武装力量与国家经济部门之间起联系作用的纽带，是旨在满足部队获取弹药、运输、生活等物资而采取的整套措施。轻视后勤保障是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失误之一。“就日本陆军来说，他们的后勤部队人员往往是刚入伍的新兵或即将退伍的老兵。载重汽车等运输车辆的维修工作往往排在维修战斗兵器之后。在陆军大学里有关战术教育中，往往不考虑后勤补给能力。陆军大学的毕业生，一般都不大愿意做不太显眼的后勤主任参谋。”(25)日军轻视后勤的传统源于德国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军事思想的至深影响。克劳塞维茨拒不承认后勤在战争理论中占据应有的地位，认为“不能使伤病救护和武器弹药补充的理论同作战理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26)，“在战斗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27)。但是时代已发生了巨变，工业化给战争带来了日益强劲的后勤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后勤对战争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力。拿美军和苏军来说，它们都极其重视后勤，一直将其看作是战胜敌人的基本要素。早在诺蒙坎战役时，苏军向部署在远离铁路干线终点750公里的大兵团实施出色的后勤补给，就曾使日军惊叹不已。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以无限物力为后盾的后勤保障，更使日军望洋兴叹。与之相反，日军首脑部门对新型战争前线与后方并无明显区别的形态认识不足，仍将后勤人员作为非战斗人员对待。而后勤军官本身，视野也变得狭小，陷入了对统帅部门的尾随、盲从之中，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在各级部门中，负责补给的军官对战局所能施加的影响力远比作战参谋低得多。这样“有关情报和后方补给的事务就遭到轻视，而有关作战的需要则优先考虑。正常的做法本应是先搜集情报，安排补给，然后再拟定作战计划。但是事实上恰与此相反，首先是制定作战计划，而把情报和补给军官置于次要地位。野心勃勃的作战参谋军官无视情报和补给军官的意见，强迫仓促作战，结果是导致失败”(28)。1944年初南方军从缅甸向印度发起的英帕尔战役就是轻视后勤补给人员意见的典型事例。此役大败而归，有15万人或死于弹药和给养缺乏，或死于疾病和劳累。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侵华日军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大多集中于大屠杀、化学战、细菌战、慰安妇、战争破坏、战犯审判、战后遣返等问题，能从世界军事学、军事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日本陆军的技术专业水平，并将其与列强进行客观比较的文章不多见，本文便尝试于此。
针对一些国内学者鉴于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诸多惨败，而将原因归之于日本陆军的现代化或拥有现代化装备的传统说法，本文则旨在表明，若要对日军作战力进行全面正确的评估，则应放之于世界列强的衡量体系，而不能单单以国民党军队或西方在东南亚的殖民军为参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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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军，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中日关系史。
(2) 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与战略》，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0、61页。
(3)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25页。
(4)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5页。
(5) 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与战略》，第65页。
(6) ［日］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3页。
(7) ［德］马克斯·威纳尔：《列强军力论》，北京：生活书店，1939年，第402页。
(8) ［英］J·富勒：《战争指导》，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224页。
(9)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北京：解放社，1939年，第131页。
(10) ［日］柴田隆一、中村贤治：《日本陆军经理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78页。
(11)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478页。
(12) 日本历史学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18页。
(13) 同上，第32页。
(14) ［英］巴克尔：《日本有多强？》，北京：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39页。
(15) ［英］巴克尔：《日本有多强？》，北京：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42页。
(16) ［苏］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上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189页。
(17) ［苏］А．П．别洛鲍罗多夫：《突向哈尔滨》，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78页。
(18) 同上，第169页。
(19) ［日］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280页。
(20) ［德］威尔纳：《列强军力论》，第399页。
(21) ［日］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第206、281页。
(22) ［日］野木惠一：《战车と机甲战》，朝日ソノラマ株式会社，1981年，第173页。
(23) ［英］巴克尔：《日本有多强？》，第37页。
(24)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372页。
(25) ［日］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第210页。
(26) 转引自［日］中原茂敏：《后勤概论》，总后编审办公室，1982年，第13页。
(27)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删节本，战士出版社，1978年，第19页。
(28) 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与战略》，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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