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开中国少数民族史志之先河_木芹学术文选

司马迁开中国少数民族史志之先河_木芹学术文选

司马迁著《史记》“述往事，思来者”，其中也包括了少数民族的往事和少数民族的来者，故《史记》中有各族之传：

自三代以来，中国常为匈奴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汉既平中国，而陀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www.guayunfan.com)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1]

司马迁之所以为边疆少数民族立传，其近因或者说直接的原因是“设备征讨”，当时的周边少数民族或奉藩贡职，或葆守封禺为臣，或保塞为外臣，或请为内臣，抑或通使往来。显然司马迁把他们看成汉封建国家的一个成员。或认为他们同汉的关系异常密切。无须多言，一看就知道他无歧视边疆少数民族之心，而有同为一家之情。后来许多史学家将少数民族传集中在书末，顶多也只当作附录，在此类人看来边疆少数民族是“别种殊域”，与汉族和中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由此可见，司马迁站得高，看得远，为后来许多封建史家所望尘莫及。

另外，司马迁将同边疆少数民族有关的人物传，大多置于有关少数民族传之后。即：

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还有让封建正统史家瞠目的是司马迁将张骞和贰师将军李广利之事，一并在《大宛列传》中叙述，没有另立其传。这正反映了司马迁不信邪，不屈从于豪势之下，“据事直书”，所以有“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耿直傲骨。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博览群书，继承文化遗产，这是一。而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昆明”的游历，是为核符事实所作的大量的长时间的实地考察，这样他以经过验证的事实为依据，下笔就成竹在胸，这是二。另外他处的年代正是汉武帝南灭吕嘉，西南夷列郡县而治，东北立玄菟、乐浪两个边郡，并列河西四郡，而且打通了西域丝绸之路，同匈奴大规模的战争已经过去的时期，这一切司马迁均耳闻目睹，这是三。司马迁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临终前对他说：“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对此话司马迁刻骨铭心，这是四。还有，就是他有“就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追求核心信念。

如此说来，赵翼对司马迁将“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的指责，现在看来不但不是司马迁的什么“不足”或“错误”，而且这恰是司马迁对待事物、对待少数民族的伟大而难能可贵之精神所在。

当然在次序的编排上，也有另外的，即“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他之所以如此，首先李广于孝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为中郎，孝景初为将，而汉与匈奴间大规模的战争却在武帝时，即时间在前。其次，汉武帝对待李广是不公平的，当与匈奴作战时，最好的马、最精锐的部队、最佳的供给，首先照顾给身为皇亲国戚的卫青、霍去病，而李广仗须同样打，却从各方面遭到亏待，其本人最后被迫自杀，造成悲剧，可卫、霍却青云直上。司马迁对此愤愤不平，故在李广传后他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他对李广之崇敬如此，对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如何呢？他说：“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识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卫、霍为皇亲国戚，处处受到汉武帝的庇护，他们对人主唯命是从，司马迁故有鄙视之意，只不过是托苏建之口说自己的话罢了。无怪乎太史公在《匈奴列传》后大为感叹地呼喊：“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另外，司马迁为少数民族所立的传，除了“据事直书”外，使人们读了以后对所述各族之社会、生产、风土人情等等，印象尤深。以《西南夷列传》为例：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属以什数，滇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都最大。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短短的一段文字，却把整个西南夷描述得脉络分明，历历在目。从地域讲，分为夜郎、滇、邛都、辒、昆明、徙、都、冉、白马等七个部分。从社会经济生产看，有结、耕田、邑聚和君长，即以农业为主，过着定居生活的夜郎、邛都、滇为一类；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即过着无君长，从事畜牧，不定居的辒、昆明为一类；有君长，或农或牧，或农牧兼营，定居或半定居的冉，都和白马为一类。从民族渊源讲，除夜郎之外，大都属于氐羌。另外，这七个民族、地区、经济生产，社会发展水平各有特点的区域，同汉武帝时所建立的柯、益州、越辒、沈黎、汶山、武都等六郡相呼应，前后浑然一体，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志的佳作。若没有据实直书精神，没有广博学识和较深入的实地考察以及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点上，司马迁贵为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的人。

总括起来，司马前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志之先河。

司马迁为什么能够为少数民族树碑立传而开其史志之先河呢？除前面所说的外，尚有历史的和当时现实的两个方面原因，具体讲，就是司马迁继承历史传统和他的时势观两个方面。

司马迁继承了西周以来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也就是大一统的思想，具体讲就是“先王之制”，即“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顺祀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有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2]。这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其中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及荒服五个层次，由里及表，各有情况。另外，在这个多层次的整体内，所言荒服地区的犬戎氏等等，没有歧视以致污蔑的意思，不管是要服区的蛮夷，或荒服区的戎翟，也是天子下辖的一员。这一思想是可取的，而司马迁所继承的正是这一思想。当然，历史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西周时五个层次的国家同西汉多民族、多层次的集权国家相较，从阶级属性、体制等多方面有了质的不同，但是多层次、多民族这两点上却为秦汉所继承，而且广大之。大家知道，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是相互联系的。

司马迁对上述两方面的继承性反映在哪里呢？先说统一整体问题上。他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他对范蠡不管事越或至齐，都干得很出色，非常赞赏。他对屈原的感叹则更为突出，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3]太史公对屈原之文章和为人，十分钦佩，而对屈原“自沈渊”，却又十分惋惜，故有“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的莫名之状。这说明在司马迁的头脑中，总有一个整体，即大一统的国家，不分秦、楚……他们都在一个整体之内，屈原为何寻此短见？可见司马迁之感叹是有道理的。

至于说到少数民族，司马迁特把滇王看作楚之苗裔，“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盖禹之余烈也”。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对邹阳上书他也很欣赏，其中有这么一段话：“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阿偏之词哉？公听并观，垂名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则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司马迁评价说：“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桡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4]这是以事为主，不以族分，是值得肯定的。司马迁继承的正是这一点。

贾谊言，秦“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他所说的“势”，就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秦之强盛并兼并其余六国，从经济上讲，地主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从政治上讲，封建专制集权制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秦之所以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族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锄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使秦很快倒塌了，原因在于秦之失政。这是他引用《过秦论》。司马迁说：“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之与侔。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5]司马迁不仅仅是赞赏《过秦论》，我们应该看到其思想观点是和贾谊完全一致的。

由此看来，司马迁也讲“势”，而他所说的势，最突出的表现与他的经济思想当中。他说：“山西饶材、竹、、、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6]言东西南北各有特产，农工商贾各任其能，竭其力，以所多易所鲜，以满足各自的需要，这好比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犹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符合自然发展规律，时势所使然。这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它不停地冲破着地域的和民族的界线。

这一经济发展总趋势，到了西汉更加加强。“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就以当时关中具体情况而言：“自、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南御滇、，僮；西近邛、、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7]可见，不仅中原汉族内部的联系加强了，而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产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不言而喻，中原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进入或影响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样，中原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空前增强。

它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里，就是不论士农工商，也不论是哪一阶级和阶层，求“富”成了共同的愿望，或者说人们的求“富”欲，成了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司马迁说：“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8]这是司马迁观察和认识社会的基点，或者说是他的时势观、社会发展观。就是这种时势的发展，导致了汉族内聚力的强化，而边疆少数民族内向力的增长，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形式，或多或少，或轻或重连绵不断地参与了大一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这是司马迁对当时历史发展的总趋向所做的比较客观如实的概括。

贾谊、司马迁等的封建社会发展观，到柳宗元《封建论》中，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士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其实质就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司马迁将当时发生的一切，皆归结于人们的“富贵”欲。当时确实是由士农工商的“富厚”欲促成了“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的局面，“势”所使然也。

《史记·匈奴列传》的后面，司马迁有下面一段话：“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自“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到“是以建功不深”一节如何解？司马贞“索隐”言：“谓说者谋匈奴，皆患其直徼求一时权幸，但务谄进其说，以自便其偏指，不参详终始利害也。”也就是说对匈奴用兵，只不过是将其利害和后果置于不顾，而贪“求一时权幸”所发动的。二是对“尧虽贤”至“唯在择任将相哉”一段如何解？张守节“正义”言：“尧虽圣贤，不能独理，得禹而九州安宁。以刺武帝不能择贤将相，而务谄纳小人浮说，多伐匈奴，故坏齐民。故太史公引禹圣成其太平，以攻当代之罪。”此话不但说任人不当，也言“多伐匈奴”有问题。

先说汉与匈奴的关系问题。西汉前期，两者之间，汉处于忍辱、退让、和亲的被动地位。经文、景间的恢复发展，特别到了汉武帝时，情况有了根本变化，即汉从被动局面一跃而拥有了主动权，在物质上、精神上有了充分准备，也就是说汉有能力、有信心在对匈奴作战中取得胜利。另一方面，敌对的匈奴社会正处于奴隶制发展的阶段，特别富有掠夺性，加上匈奴无“城郭田农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转徙，时至时去”。如果碰上恶劣气候，畜群遭灾，就更加富有掠夺性了。正因为如此，尽管同汉和亲，按时得到粮食、衣物的赠与，但仍然对中原不断地进行劫略，匈奴“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也就是说汉与匈奴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场汉封建地主经济冲破地域、民族界限的兼并性与匈奴奴隶制社会所固有的掠夺性之间的较量[9]这就决定了汉与匈奴间的战争绝非可有可无。

如此说来，从汉与匈奴间的整个战争来讲，不存在由于个人的邀功求幸而发动的问题，仅仅是在战争过程中，抱着一人一家之宠荣而参加进去，并有许多丑恶面孔在充当角色进行表演，如李广利之徒就很典型，我们对此二者是应该分开的。

至于说到司马迁用以“刺武帝不能择贤将相……以攻当代之罪”的问题，确乎有之，因为当时确有那么一批人，为了邀功，为了荣华富贵，不自量力地往最高统治阶层里钻，有的公然也得逞了，而真有将相之才的人，或被埋没，或得不到重用，如李广就是一例。可见司马迁之“攻当代之罪”是有根据的，也正表现了他“据实而书”的气质。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围绕着对匈奴战争而用人，从主流方面是应该肯定的，择之不尚、用之不当的是非主流的一面，于是我们不能不说太史公在这个问题上，不免受到了个人对汉武帝情感上的隔阂的影响。

其实司马迁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说：“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征’，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帅以次封矣。”这里免不了有讥讽武帝之嫌，唯对匈奴的战争，是因“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之故，则知司马其言并非单纯为讽喻武帝而发。

这一认识还从《太史公自序》中得到充分的佐证：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疏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征伐蛮夷，武功爰列。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总之，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本人，以及汉武帝时的政治经济的主要方面是持肯定态度的。柳宗元在其著名的《封建论》中说周之亡，“失在于制，不在于政”，而“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所以才能“理且安”。周秦之别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同而秦汉则其制相一，唯秦失于政，汉却制、政基本相宜，论之当矣。这些情况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都有比较充分的反映。

综上所述，司马迁是一个远见卓识之士，在他的整个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大一统的思想。一部《史记》，第一次为少数民族说了话，立了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对以后的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司马迁可算是我国少数民族史志学的鼻祖。

（原载《史志文萃》1986年第2期）

【注释】

[1]《史记·太史公自序》。

[2]《史记·周本纪》。

[3]《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4]《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5]《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6]《史记·货殖列传》。

[7]同上。

[8]同上。

[9]详见后文《论西汉与匈奴间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