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和亲为主的汉匈关系_两汉民族关系史

以和亲为主的汉匈关系_两汉民族关系史

公元前4世纪、3世纪之交，活动于今日蒙古草原的匈奴，同中原华夏的关系日密。秦灭义渠，据有陇西、北地和上郡，筑长城拒胡；赵武灵王则“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于是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以拒胡。秦灭六国之后，蒙恬击败匈奴，收河南地，沿河修塞，临河建44个县城，“徙谪戍以充之”。从九原至云阳通直道，“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21]。

秦灭汉兴，正值匈奴冒顿单于灭东胡、败月氏、并楼烦及白羊河南王之时，双方一开始就短兵相接。

（一）汉与匈奴初次交锋——平城之役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正月，徙封于太原的韩王信，因“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今山西朔州）”[22]。九月，被冒顿围困于马邑，而韩王信派人与匈奴求和解，是时汉已发兵救信，见此情景，疑其有二心，于是使人责信，信惧诛，降了匈奴，并攻太原。(www.guayunfan.com)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天，刘邦亲自统兵击败信于铜。信逃入匈奴，其部下曼丘臣、王黄等人收拾战败散兵，并立赵利为王。于是信、冒顿共谋攻汉，令匈奴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共屯广武（雁门）南，进至晋阳，为汉军击破，走离石，聚楼烦，屡为所败，汉军及刘邦居晋阳，派人探听匈奴虚实，以为可击，于是进兵平城（今大同东北），被围困于白登（去平城七里，桑干河白登山），刘邦使人厚赂单于嫡妻，同时，汉救兵亦至，七日才解。

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单于嫡妻号）。阏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骑稍引去，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强弩傅两矢外响，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韩信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23]

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初，韩王信与匈奴骑兵入参合（今定襄北）拒汉。汉遣柴奇迎击，柴奇曾劝其自归，而信自认不能坚守马邑而降匈奴，又为匈奴将兵与汉对垒，有罪于汉，故言“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贷蛮夷，仆思之归，如瘘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也，势不可耳”。于是两军交战，柴奇杀韩王信，屠参合城。

信之入匈奴，与太子俱；乃至颓当城，生子，因名曰颓当。韩太子亦生子，命曰婴。至孝文十四年（公元前166年），颓当及婴率众降汉，汉封颓当为弓高侯，婴为襄城侯。[24]

是年秋天，刘邦入邯郸镇压陈反叛，使王黄入匈奴求救，当时燕王卢绾也遣其臣张胜于匈奴，知道陈军败，乃听故燕王臧荼子衍的游说，私使匈奴助。卢绾狐疑张胜同匈奴反，先上书请族诛张胜，后知张胜之所以为者，于是又“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而阴使范齐之陈所，欲令久亡，连兵勿决”。

张胜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见张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等，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助等击燕。[25]

第二年，刘邦从匈奴来降人的口中知其情，乃派樊哙击燕，“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26]。

刘邦消除韩王信、陈、卢绾的势力，就是消灭异姓诸侯的组成部分。正如司马迁所言，韩信、卢绾“遭汉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称孤。内见疑强大，外倚蛮貊以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穷智困，卒赴匈奴，岂不哀哉！”[27]他们逆潮流而动，败亡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刘邦消灭信、绾等异姓诸侯王的战争中，牵连了汉与匈奴关系，而刘邦对平城之役耿耿于怀，时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28]这也算是尝到了滋味，触及了匈奴，可知其分量有多重，又看看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所拥有的实力，权衡利弊，较其轻重缓急，终于选择了合乎时宜的和亲道路。

（二）汉匈和亲

公元前201年，刘邦听到韩王信谋同匈奴攻汉，大发雷霆，派人入匈奴，而使者只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这可上了大当，实际上匈奴将其壮士及肥壮牛马藏匿起来了。刘邦又遣刘敬使匈奴，刘敬还报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但由于前使者十辈皆言可击，而汉军又已过句注（雁门），于是刘邦骂刘敬：“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29]不听劝阻，至有所谓平城之耻，刘邦非常后悔，便封刘敬为关内侯。

刘邦经过这场角逐，又眼看匈奴控弦三十万，经常掳掠边地，欲战不能，欲罢不服气，故问策于刘敬。刘敬以为天下初定，士卒厌战，人民疲敝，所以不能用武，只能走“以计久远子孙为臣”的路，也就是采取和亲政策，他说：“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因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战？兵可无战而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30]这篇议论难免带有浓厚的书生气，以为一旦长公主下嫁，就建立了子婿关系，就是婿死，也有大父与外孙的关系，使“久远子孙为臣”的目的可以实现，这是良好的愿望，但寄希望于作为匈奴奴隶主代表的冒顿和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刘邦，使其遵守翁婿之节那是很难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匈之间保持亲善关系，对于医治战争创伤，稳定政治局势，恢复发展生产是极其需要的，而和亲是最好的途径。正因为这样，刘邦赞成“遣长公主”，不过由于吕后的反对，“上竟不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即派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每年给匈奴一定数量的絮缯酒食诸物，约为兄弟以和亲。

刘邦虽没有遣长公主，但毕竟实现了和亲政策，只不过出于迫不得已，而且是带有屈辱退让的色彩。更重要的是这对过去“务安诸夏，不事要荒”，“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等传统观念是一个开创性的突破，对于巩固和发展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从而加强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从此，和亲成了封建统治者调节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

刘邦在和亲的同时，也听取刘敬的建议，将原齐、楚、燕、赵、韩、魏的后裔，以及豪强名家徙于关中，数量多达十余万口。这是双管齐下，确实起到了稳定政治局势的作用。

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31]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冒顿遗书吕后，甚是高傲无理，将吏为之愤慨，如樊哙言：“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但当时的客观现实是只能和而不能战，所以季布说樊哙可杀，因为“前匈奴围高帝于平城，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不能解围。今歌吟未绝，伤夷甫起，而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吕后听其言，“报书逊谢，遗以车马”。而冒顿亦遣使来谢，并献马，双方和亲[32]。

其后文景之世，直到武帝初年，汉与匈奴和亲不绝。而汉虽不断修缮边塞，匈奴却不断对汉有骚扰。

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文帝令丞相灌婴领兵达高奴（今延安）出击，而右贤王出塞。次年，匈奴冒顿单于遗书于汉，说汉边吏侵侮右贤王，他既不请示即同汉吏相拒，“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所以，罚右贤王西求月氏击之，结果灭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表示“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33]。而汉议亦以和亲为便。

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冒顿死，老上稽粥单于立，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妻。

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匈奴攻掠狄道。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掳掠朝那、彭阳等地。汉致书责匈奴，单于亦使使报谢，复言和亲事。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文帝致书单于，再申先帝之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表示赞赏单于来书所言：“二国已和亲，两主欢说，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顂然更始。”提出“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蘖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不过先。”于是汉与匈奴又复和亲，制诏御史曰：“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朕已许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34]

公元前156年，孝景帝即位，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35]。

可见，自刘邦与匈奴和亲之后，大凡新皇帝即位，新单于立，均有和亲，或者匈奴每有较大规模的掳掠汉民之后，双方又有和亲。

汉匈和亲，为汉恢复发展生产并巩固封建统治，争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所谓文景盛治，与此是分不开的。

（三）匈奴的亲汉内向

汉匈和亲，双方都得到一个和平环境，而且对各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当然，匈奴入内地掠夺之事仍时有发生，但未达破裂的地步，再者这也正反映了奴隶制掠夺人口财物的本质。

匈奴总想同汉贸易，“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36]。当时，匈奴社会在发展，他们以畜牧为主，需要纺织品，需要粮食，需要兵器，而这一切，中原极为丰富，应有尽有，这些东西都有极大的吸引力。贾谊说文帝曰：“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已不以（并作“不得已”）许之大市……则胡著于长城下。”[37]又言：“挟铜之积，制吾弃财，而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坏矣。”[38]那时是需要大量铁器及其原料的，因而形成“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情景[39]。

匈奴之所以要纵骑内地，是因为在中原可以获得人口和巨量财物，而西向、北向、东向则得不到，就是得到，其量也非常有限。

匈奴为何又愿意和亲？这是因为除得到公主之外，还能有大量布帛、絮缯、酒食等等的赠送，这对匈奴上层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

当时，亦有人企图阻止这一历史进程，中行说尤为典型，他认为：“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監酪之便美也”[40]。中行说之辈千方百计欲使匈奴保留故俗，与汉疏远，唯匈奴亲汉，这是大势所趋，匈奴人心所向，不可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