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型社区

调查报告_实证社会科学

田野调查中综合方法的运用与体悟——以《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为例张 晨[1]

在这篇文章中，我结合个人经历谈谈如何做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尤其是怎样做好接地气的田野调查，获取更加有效的调研数据的问题。如同新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发展的历程一样，本人在政治学的实证研究上，也还是只能算一个初学者，因为底子差（大学时代没学过高数微积分），起步晚，做的也并不算太成功，我一个普通实证研究者所经历的点滴心得，也许会更少点距离感，更多些亲切感，由此给大家跨越实证研究的门槛，从入门走向进阶，多少会有点帮助。

一、研究目标与背景

尽管从研究生时代开始，在跟随老师们做各类课题的过程中，本人就有过各种田野调查的亲身体验。但是直到2009年之前，由于缺乏严格规范的实证研究的科学训练，以往所做过的各类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严格来说都处于一种“学术无意识”的碎片化状态。直到2008年暑假参加由杜克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政治学方法论讲习班后，这种实证研究的“学术无意识”才开始向实证研究的“学术自觉”转变。这一次培训经历的最直接成果，就是在次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申报中，我的《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选题被成功立项。这个选题的研究目标在于：以当前我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为背景，通过对典型个案的实地调查，展示这一主要由失地农民和外来人口共享的“过渡型社区”的社会构成和生活状态，揭示当前“过渡型社区”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分析导致该类社区治理问题的原因，探讨该类社区建设与发展战略的正确定位，探索适应过渡型社区特性的现代社区治理模式的路径，进而提出加强“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建设包容性城市新社区的路径与思考。

课题酝酿阶段的2008年，过渡型社区还是一个伴随着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刚刚兴起的一个新的社区形态，相应的该类社区治理的问题还处在初始阶段，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是一个新生事物。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理论空间。因此，尽管在社会学界已经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这一类型的社区形态，并有一些初步成果发表。但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对这一类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则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还较为缺失，这也就为该选题得以立项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然而对于过渡型社区的关注，并非始于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 2004年开始，只是因为教学安排的缘故，我就已经接触到了当时还是方兴未艾的社区治理领域。而第一次和过渡型社区的亲密接触，则是缘自2007年底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因为工作关系，我和我的家人在当时还属于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的莲花新邨，租住了一套三居室半年之久。其间的种种经历，促使我发现这类社区既不同于传统农村社区，也不同于城市街道社区和都市商住社区，也有别于此前李沛林和蓝宇蕴等所关注的“城中村”。作为一个过客，每当我们经过莲花新邨这片区域时，首先映入眼帘的都是淡灰色的外墙，统一的红色屋顶，整齐划一排列的住宅楼，这些住宅楼就单栋的建筑单位而言都很具有现代韵味，与城市中的社区相比丝毫不逊色。但是当转换角度从整体上打量这些建筑的时候，尤其是在夏天从高处鸟瞰时，在给人以震撼的同时也充满了压抑之感。

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为扩大城市和工业区规模而实施的大规模的土地征用，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司空见惯的经济行为，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常见行为，尤其是城郊农村土地被征用的力度越来越大。在一片片新开发的土地上，在耸立起一座座厂房、一幢幢高楼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由政府投资的失地农民动迁社区。无疑，作为长三角重要城市的苏州的失地农民动迁社区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浓缩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动迁社区的生成、发展与未来走向，故而成为本研究需要进行“解剖”的“麻雀”。这一全新样态的社区，对于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的苏州乃至经历同样历程的全国各地而言，意味着怎样的变迁意义？它的出现，又将给生活于其间的各类居民带来怎样的影响？而对于这类社区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又将给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带来怎样的挑战？……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在触动着我的学术神经。

当我们真正进入这些社区之后，发现其实在社区中生活的并不仅仅是失地农民，还有更多的甚至是超过了本地人口的外来人口，使得这种动迁社区变得异常的复杂，事实上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由失地农民和外来人口共享的“移民社区”。[2]由于该类社区的形态及其居民的社会生活带有明显的从乡村向城市过渡的特征，从而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城市街道社区和农村村落社区形态的新型社区——“过渡型社区”，其社区建设和治理面临不同于以往城市或农村社区治理的全新挑战。尤其是社区中的失地农民（原住民）市民化和外来人口的社区融入问题，成为该类社区建设和治理需要同时面对的两大核心问题。无论是单从失地农民入手，还是单从外来人口入手来研究这类“过渡型社区”的治理问题，都无法揭示问题的复杂性和内在本质。

正是因为在莲花新邨半年之久的租住经历，最终酝酿成后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选题。而这段经历本身，也就构成了我进入过渡型社区这一调研场域，进行田野调查的最早尝试。某种程度上说，实际上，对过渡型社区的田野调查，早于后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2年，就已经开始了。可以说，选题的酝酿和形成本身，就来自于最初的田野调查，而选题立项之后一系列实证研究的案例、素材和数据，也同样来自于对这一场域的田野调查。实践与理论的对话，在此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二、调查设计与方案

田野调查经常性的被运用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因此，多数时候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也被限定在基于深度访谈和现场观察的民族志领域。然而实际上对于一个完整的探索性课题而言，田野调查更应是能包容各种定量和定性技术在内的一种综合性研究方法，因此，对于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田野调查，在调查设计上就尝试了综合方法的运用。

（一）调查对象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将调查对象选定为苏州工业园区中典型的过渡型社区——苏州工业园区所辖的蒌封镇、胜浦镇、唯亭镇等乡镇[3]下属的若干社区，重点关注生存在这一特定场域中的两类不同群体——失地农民和外来人口的生存状态及其社区治理结构的变动。在此前对该社区治理现状进行的初步调研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深入调研，考察这类社区治理形态及其演变，分析由于空间变化所带来的两类群体（动迁的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社会整合困境，提出只有在过渡型社区这一特定场域方位内综合考量两类群体的差异化诉求，推动社区治理的转型才能解决他们之间的共融共生问题，才能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

具体研究方案的设计如图1。

图1 “城市化进程中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方案设计

（二）田野调查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技术

实证研究是通过研究呈现客观事实，验证理论假设，尝试解释客观现象的内在构成因素及因素间的普遍联系。由于课题的研究进程，从酝酿、立项到展开调研，再到最后撰写结项报告，前后一共持续了有3年之久。因此，就课题所关注的问题而言，涉及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人类学等多学科领域，牵涉的相关变量复杂多样，这就要求本研究在研究方法必须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进行跨学科整合，才能从多个角度对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进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和发现。因此，尽管对过渡型社区及其治理问题的研究，总体上是围绕着研究者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为个案展开的田野调查，但在具体调查技术和手段上，实际是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现场观察、案例分析、问卷统计和深度访谈等具体研究技术。

（1）文献调查：占有大量而丰富的文献资料是论文写作的重要基础，目前学术界对社区治理问题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广泛，通过收集相关的多种文献资料，包括政策文献、理论文献、某些实证研究的文献及地方志等，以及有关社区的各种已经成文的资料和数据，并充分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的信息资源，对其进行整理、分析，力图全面、正确地了解和掌握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吸收已有研究成果中的观点、方法，作为本项目研究的理论依据，并以此开拓研究思路。

（2）现场观察：2007—2008年间本人直接租住苏州工业园区莲花新邨五区的一户出租房长达4个月时间的经历，为我充分把握过渡型社区居民生活状态的真实信息，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现场观察的机会，这也是本课题真正意义上田野调查的开始。通过对过渡型社区居民社会生活进行充分的现场观察和亲身体验，有助于发现和掌握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诸多细节，从而确保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3）问卷调查：就过渡型社区的空间规划、居民经济生活、社区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入、社区居民满意度等不同主题，对若干社区居民进行了多批次大样本的实地问卷抽样调查，平均样本数在600人／次以上；在将回收的有效问卷录入数据库之后，通过利用描述性统计、层次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交互分析、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对回收的问卷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了SPSS和EXCEL等统计软件帮助进行数据分析。

（4）深度访谈：为对问卷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了解，课题组成员还结合问卷调查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随机访谈，并针对一些焦点性问题先后进行50余人次的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乡镇干部、社区干部，社区居民、保洁、保安等，获取了大量结构化问卷无法获取的信息。

（5）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常用方法，有助于对研究对象中焦点性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也有助于对相关理论和假设的检验。本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研究的空间场域——苏州工业园区三个乡镇的若干过渡型社区，这一场域本身构成了过渡型社区的典型个案，本项目的所有研究主题的展开都是以这一典型个案为“解剖麻雀”的样本的；二是在论证过渡型社区治理体制的相关问题时，本研究选取了“车库住人”这一典型事件的调查，作为案例分析的基本素材，通过对相关事件的过程和行动者的行为分析，呈现了当前过渡型社区治理中的困境；三是在分析过渡型社区空间规划、社区居民的社会整合、社区参与等问题时，穿插了大量的案例素材，使得相关问题的分析更为生动和具体。

三、调查过程与实施

实际上由于关于过渡型社区课题的开展，整体上是一个对新事物的探究式调查，因此，尽管在调查方案的设计上，预计要采取定性和定量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具体实施时，仍然是在按照研究设计推进的过程中，根据具体模块的主题而决定采用哪种相应的技术展开调查。

1． 过渡型社区空间及其规划调查

由于过渡型社区空间的生成，是一个完全意义上政府主导的“规划的变迁”的结果。因此，过渡型社区空间状况及其规划状况的调查，构成了我们如何评价过渡型社区建设及其治理状况非常重要的维度。事实上，正如我们初期通过现场观察所感知、通过民族志方法所记录的，许多过渡型社区空间管理上的问题，通过量化的社区空间规划评估调查，我们都找到了问题背后的答案，有了很多有趣的发现。

在通过现场观察和走访积累了大量定性素材后，结合相关研究文献，我们设计了一套社区空间规划的评估体系及其相关问卷。社区规划科学性评价作为一个复杂的评价系统，每一项评价指标的变化对测评体系均有不同权重的影响。为了能准确地体现社区规划的科学性程度，客观反映居民对社区规划的评价，调查采用客观赋值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赋予恰当的权重，详见表1。

表1 过渡型社区空间规划评价体系

2011年暑假，课题组进行了过渡型社区空间规划状况的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依据金益新村、莲花新邨、淞泽家园三个社区的规模和常住人口确定，调查方式以调查者逐题询问为主，采取多阶段抽样法（ Multistage Sampling） ，一级抽样框为所有的苏州工业园区过渡型社区，二级抽样框为社区内所有单元，抽取整个单元。二级抽样实际操作中为等距抽样，抽样间隔由调研小组进入社区后根据小区楼房幢数计算。共发放问卷500份，实际收回问卷数量500份，其中有效问卷数量为498份，有效回收率为99．6％。

社区空间规划科学性评价的本质是一个量化分析的过程，利用某些特殊的测量技术进行量化处理，将有助于使那些居民难于表达和衡量的“主观感受”既客观又方便地表示出来。而在统计学中常用的李克特量表较为容易设计和处理，受访居民也容易理解，本测评体系设计借鉴了李克特量表，也将相关测量题目设计为5 级顺序量表，即：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介于中间，符合，非常符合，相应的赋值为1、2、3、4、5。量表中用数字表征态度的特征出于两个目的，首先，数字便于统计分析；其次，所有的题目都是肯定性的语句，数字越高说明对某项评价越高，数字使态度测量活动本身变得容易、清楚和明确。

为了便于分析社区空间规划的科学性，在过渡型社区空间规划科学性测评体系的基础上需要将符合度由定序转化为定距。对应量表中的选项，必须将其转化为数字，才能为后续的测评服务。符合度转化方法采用百分比评价法，具体见表2。

表2 相符度指标标度法

2． 过渡型社区居民生活消费结构调查

对过渡型社区居民经济生活状况的调查，我们从三个角度展开。第一是涉及过渡型社区居民（主要是本地失地农民）的政策保障状况，第二是过渡型社区股份合作社运行状况及其体制机制，这两者主要都是通过政策文件、政府座谈和居民访谈调查；第三是过渡型社区居民生活消费结构的调查，这一调查采用了问卷调查方法进行。

社区居民消费结构，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包括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和社会集团）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包括劳务）的比例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表现为各项生活支出。这里所说的消费结构是指过渡型社区居民日常消费的各个方面的支出以及各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事实上，消费结构在实际中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和消费水平，是考察过渡型社区居民经济生活的重点内容。在运用现场观察和访谈法对过渡型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了初步摸底调查后，课题组在2010年暑假对调研地社区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问卷调查，包括了消费行为、消费心理、消费水平等几个方面入手，以此揭示过渡型社区居民经济生活的基本面向及其对该类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影响。调查问卷涉及了过渡型社区居民衣、食、住、行、教育、医疗、通信、人情支出、通信、投资等九个方面，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考察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调研实施过程中，根据调查目标和方案，采用了在娄葑镇斜塘片主要消费场所，按照分层抽样和等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3． 过渡型社区社区融入状况与社会资本状况调查

社区融入程度高低，是考察社区发育成熟度的重要维度。因此，2010年9月，课题组在调研场域针对该类社区社区融入状况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着重考察了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状况、社会支持网络、社区事务关注度、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等四个方面。在调研中，还选取20多位居民进行了个人深度访谈，形成一定数量的个人深度访谈资料，与问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结合在一起，为深入分析过渡型社区融入状况及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数据资料基础。

为进一步深入剖析过渡型社区社区融入的影响因素和社会整合的条件，借鉴运用社会资本理论，课题组于2011年7月又在调研场域进行了过渡型社区社会资本调查。基于现有相关研究，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经过多次修正调整，我们将过渡型社区的社会资本测量确定为6个维度：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参与行为、社区凝聚力、志愿主义、互惠与信任、社区归属感。

问卷设计如下：

表3 过渡型社区社会资本调查的问卷设计

因子分析结果，最后共提取5个因子，因子1主要包括社交网络（ Q2、Q3、Q13、Q14）和互惠与信任（Q19、Q20），赋名为社会网络；因子2较符合问卷设计，赋名为社区归属感；因子3也较符合问卷设计，赋名为社区参与行为；因子4主要是原志愿主义维度中分离出的意愿因子，赋名为志愿意愿；因子5主要是原志愿主义维度中分离出的行为因子，赋名为志愿行为。对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4。

表4 总量表与各分量表的Cronbach α和斯布分半信度

总量表信度属于“甚佳”范围，分量表中，志愿意愿和志愿行为由于题项较少，信度处于较低水平，但仍处于可用范围。获取过渡型社区社会资本因子后，通过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了人口统计变量对过渡型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发现政治身份、户籍、居住时间、婚姻状况和职业状况对过渡型社区社会资本有显著性影响；运用指标权重－均值的二维象限分析，我们进一步发现，当前过渡型社区优先关注的应当是社区参与行为特别是志愿行为，这为如何提升过渡型社区社会资本存量提供了较为精确的数据参考。

4． 过渡型社区民众社区参与意愿与行为调查

社区参与是影响社区发育成熟度和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考察维度，如何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意愿和行为，也是当前社区治理工作的重心所在。因此， 2010年暑假期间，课题组也对过渡型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从居民的社区参与效能感、居民社区参与意愿、居民社区参与实际行为来考察过渡型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采用多级整群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入户收集信息。数据分析环节，在客观描述过渡型社区居民参与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该类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行为及其效果，并利用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等对过渡型社区居民社区参与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5． 过渡型社区居民满意度调查

在过渡型社区，社区居民与公共服务部门的互动更加迫切而紧密，出于自身权益的考量，他们对社区治理绩效有着更高要求，因此，社区居民满意度调查是过渡型社区治理绩效评估的基础性工作。这有赖于一个完善的居民满意度测评体系的构建，必须既要遵循满意度测评的科学原理和内在规律，也要尊重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客观现实，时刻注意与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保证社区居民满意度评估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就过渡型社区而言，居民大多是由农民转化而来，过渡型社区居民满意度评估体系的构建则必须尊重其自身特点。过渡型社区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传统乡村治理结构、惯习，在推进现代社区治理理念的进程中，基层政府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规范引导作用，过渡型社区居民满意度评估体系有必要对基层政府投入更多关注。又因为过渡型社区治理在延续传统之时又未达到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现状，“在过渡型社区中，居民的利益实现、政治诉求、心理归属以及社区认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区居民委员会，这就形成了既不同于城市社区、也不同于原来村庄的社区特性。” （周晨红， 2011）

借助前人研究成果，在进行初步研究和预调查的基础上，我们把影响社区满意度的评价因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社区生活便捷性，包括餐饮、出行、购物、家政等方面；②社区治安消防；③社区环境，体现在保洁卫生、绿化等方面；④社区教育入学：包括幼儿园、小中学；⑤社区基础设施：包括水电煤气通信；⑥社区文化娱乐活动；⑦社区医疗卫生，主要指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工作；⑧社区居委会的工作；⑨社区物业的工作。举凡以上几项指标，大体可以概括过渡型社区与居民满意度相关的方方面面，如社区生活便捷性，就综合了餐饮、出行、购物、家政等方面，治安消防也是和居民的人身安全息息相关，社区环境状况则代表了居民对社区卫生保洁、绿化方面的意见，社区教育入学是居民非常关心的问题，基础设施是居民能够居住的必需条件，文化娱乐则与居民的精神世界有很大联系，医疗卫生事关居民健康，居委会是社区的管理者，而过渡型社区虽然没有市场化的物业公司管理其物业，但也有居委会组织了物业管理队伍，故也对居委会及物业的工作进行了考察。由于我们所考察的苏州工业园区的过渡型社区没有组建业委会，考察指标中就没有列入。因此，这几项指标符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并且与过渡型社区的实际情况紧密贴合，具有合理性。

社区满意度的评价本质是一个量化分析的过程，由于居民满意度反映的是居民对社区的态度、看法和意见，这些主观性的内容很难用直接询问或观察的方法来了解居民的态度，量化分析可以使得这些难于表达和衡量的态度表示出来。另一方面，居民满意度的结构构成也较为复杂，一般很难用单一的指标进行测量，故而需借助某些测量技术进行量化处理。在满意度评估指标的量化处理中，运用“量表”这种测量基本工具基本上能够满足要求。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ing）是社会调查问卷中用得最多的一种量表形式，这里借用李克特的五级量表，将居民对社区满意度的态度分为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说不清、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五类。为了进一步对社区满意度的评价进行比较，可以将定性的评价定量化处理，我们可以将“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说不清”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分别赋值为1、2、3、4、5（见表5），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对数据进行处理。

表5 满意度评价定量标准

问卷调查的实施，是2011 年暑假期间，本次调查采取了多阶段抽样法（ Multistage Sampling） ，以一对一的现场填答、现场回收的方式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辅之以相关的访谈完成数据收集。数据分析阶段，运用AHP 要素评价法对社区居民满意度进行了评分，并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因素推导模型对社区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了逐项分析。

6． 过渡型社区治理体制与公共服务调查

有关过渡型社区治理体制与公共服务的调查，首先有赖于研究者进入基层政府及社区基层组织，通过与基层政府和社区基层组织领导及工作人员的接洽，采取深度访谈、现场观察和文献（主要是政策文件）收集的方法，完成有关信息的收集。我们先后采访了时任苏州工业园区胜浦镇、娄葑街道斜塘片区办事处的相关领导，金益社区、莲花社区、淞泽社区、青剑湖社区等多个过渡型社区的党委（总支）书记，社区居委会及工作站的工作人员，胜浦镇党校校长、娄葑镇老年公寓等机构负责人，小区保洁、保安等物业工作人员，以及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的负责人等。

田野调查过程中，如果访谈对象仅仅定位在官方或半官方人士，进行通常意义上正式场合的结构化访谈，实际上所能了解到的信息是有限的，并不能完全了解过渡型社区治理体制是如何运行的。许多时候，在和社区基层组织接洽的过程中，往往还会有诸如宴请等非正式沟通的场合，我们也尽可能地去收集相关信息。在过渡型社区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实际上还利用了一切机会，展开了对社区居民的半结构化访谈，比方说每一次问卷调查，由于是面访，也就经常能遇到“话唠”型的受访人，我们就要求访员顺势将一份问卷填答的过程，就转换成一次深度访谈的程序，这样就可以了解到结构化问卷往往不能了解到的更多信息。通过对具体生活细节中一些问题（如“车库住人”“围栏破拆”“种菜养鸡” “搭棚办事” “空地晾晒”）的走访，获取了更多具体生动地展现社区治理体制及公共服务状况的信息。通过对社区治理过程中具体事件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到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实际运作究竟是怎样的，而不是停留在依赖于官方文件的结构化分析阶段。

四、研究经验与反思

“城市化进程中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实际上是我第一次作为项目负责人进行的实证研究，课题最后顺利结项，并获得了良好评价，也为我后来开展其他地方治理和社区治理问题的实证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经验基础。回顾这段历程，收获多多，总结而言，有以下心得和体会。

（1）要真正做好实证研究，一样要看经典的规范研究著作，因为你的研究灵感，往往就是从大量的经典阅读中逐步积累的。而相对丰富而专业的学术语言，流畅的文字表达，通常也依赖于平时大量理论文献的阅读才能逐渐内化为自己的写作习惯。这对于实证研究中无论是量化研究还是质性研究，都一样重要。流畅而丰富的学术表达，意味着面对量化研究中统计数据和图表时，可以做出更加清楚全面的说明；也意味着面对质性研究中大量访谈和记录的材料时，最终可以“讲出更生动更深刻的故事”。因而，缺乏理论深度和流畅表达的实证研究，很难说会是一个好研究。在此，实际上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熟练操作的实证研究技术，共同构成了政治学实证研究的两头，不可偏废。前者，靠的是长期的阅读和积累，厚积薄发；后者，靠的是不断地尝试和操练，熟能生巧。

（2）一项完整的田野调查过程，可能会综合运用包括定量和定性多种研究技术。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各有其优势和限度。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形成运用定量或定性研究的技术展开政治学实证研究的“自觉”。坐在泳池边学游泳，是学不会游泳的。同样，对于初学者而言，与其坐而论道量化与质性之争，不如择其一者而习之。而且，越早学，越早操练越好。而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选择哪一种方法来展开研究，则更应当从研究议题本身的目标、内容和特性出发，是方法为目标服务，而不是相反。如果一个研究只是为了展示研究者所掌握的某种“酷炫”或前沿的研究技术，而忽视了可能存在更为简便易行的方法或技术的选择，那我们对于方法论的理解和运用，也就陷入了另一个误区，造成我们实证研究自身的“异化”。至于许多研究者讨论的“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是否可以走向混合”这一命题，实际上现实的研究中这二者本身就不是截然的水火不容，一些研究者已经有了不少混合研究的尝试。就本课题的研究过程来看，类似于某个项目或课题，也许更适合同时运用两种方法，而且，从研究进程上看，往往是项目初期的调研，往往更适合量化研究，而项目研究越深入，质性研究的价值则更加凸显；而类似于打算发表在某一期刊上的论文选题，作为初学者，也许选择其中的某一种方法更为合适。

（3）抽样与问卷调查中的细节。无论是量化研究还是质性研究，最为重要的，说到底，都是可靠有效的数据。注意数据可以是数字，也可以是文字、图像、视频、音频以及各类符号，所以不是数字才是数据，质性研究所要依赖的，也一样是数据。问题在于怎样获得靠谱有效的数据呢？这里有三点，特别需要注意：

① 随机抽样是一套科学的抽样方法，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初学者不明就里或者为了省事，以为随机抽样就是随便抓个受访对象做调查，错把随便抽样等于随机抽样，这是不妥的。问题是即便严格地遵循了某种随机抽样方法进行了随机抽样，是否能保证样本误差的最小化？比方说，许多严格随机抽样的调查，拒访率超过了50％，这样的抽样过程即使非常科学，实际信度也是值得商榷的。再比方说，如果用座机电话用户作为样本框抽样，那么一个全社会性的调查，那些家里不装座机只用手机的潜在受访人其实就失去了被抽中的机会，而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多。因此，现实中的抽样调查，更可能会有一些变通的办法实现，比方说配额抽样。

② 抽样调查时的样本数，不是越多越好。许多初学者以为抽样调查，样本量越大越好。实际不对，样本的每一个数量级的增加，都意味着调查成本的上升。合适的样本量应当是抽样误差可接受度与调查成本之间的平衡。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这里就借用一下有关教材里的数据来进行说明了：

根据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在置信水平95％上，我们能接受5％以下的误差，样本量至少在400份以上。而大多数比较正规的调查，样本都会在1 000份以上，这大致就是抽样误差3％的水平。而这个样本量大致上成本也是可控的，对许多初学者而言，并非困难到无法实施。所以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中实施的多次抽样调查，样本量都是在400～1 000份左右。当然，如果我们不打算根据样本做推论，只是就样本说事，那当然也可以不用考虑样本量的大小了。

③ 问卷设计中的细节。有关问卷设计的基本程序和要求，本文在此也不赘述。同样是结合调研过程中所积累的个人经验，特别指出以下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a． 设计具体的问题前，应当先明确问卷设计的思路。许多初学者都希望老师能对自己设计的问卷给予具体的指导和修改建议。然而如果没有看到具体的问卷设计思路，老师们实际上难以给予有实质意义的指导。因此，建议初学者在提交问卷设计的初稿给老师们看时，务必同时提交问卷设计的思路，这样老师大致就能明白你的每个具体题目所要考察的是什么问题，才能给出更具体的修改意见。

b． 涉及个人身份的人口统计信息，通常被受访人视作较为敏感的问题，所以为提高个人身份信息的信度，通常建议放至问卷最后较为合适。同样，类似的其他越为敏感的问题，建议越往后排。

c． 一题不两问。一道问题里不要问意义不明确或有双重意义的问题。否则会让受访人无从选择。如：“您是否赞成压低房价，以增加人民福利？”这样的问题就不属于好问题，如果有人赞成增加人民福利，但不赞成压低房价怎么办？同样，选择项的设置也应遵循一个选项一个意思的原则。

d． 问题设置不能贪多，除非是有大规模资金支持的机构调查，作为初学者，包括人口统计信息在内，总题量应尽量控制在30道题以内。如果按照正常A4纸正反双面打印，5号字体单倍行距排版，刚好够1张A4纸正反面打印。这样以400份问卷为计，总的问卷调查费用成本可以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非常适合作为初学者的个人或团队展开调研。而且由于题量不多，单份问卷所需耗费的填答时间也较短，以访员与受访人面访方式完成的话，差不多也就15分钟内就能够完成。如果一个调研团队5人，平均1人80份工作量，差不多就是两天时间即可完成400份问卷的面访。这样的时间成本也在可控范围内。

e． 正式实施前，问卷设计出来后一定要做试调。试调的目的是为了完善问题的设计，许多由研究者自己设计的问题，研究者自己未必能感觉出问题和选项设置可能存在的语意不清、立场诱导、术语过于专业等问题，就需要通过试调发现这些问题以进行修正。一般试调的样本量在总样本量的1／10以内即可，原则上试调的问卷即使和正式问卷问题一致，也不记入正式调研的样本中。

f． 问卷设计中不建议设置开放性问题，尽量以封闭式问题呈现。由于开放式问题无法进行定量统计分析，因此在问卷中设置开放性问题并不恰当。然而实际调研时确实可能会出现许多未预见到的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和发现，建议通过访员面访时记录在问卷留白处或笔记本上的方式，记录这些信息，甚至于可以及时将一个问卷调查转换成一场小型的深度访谈，以收获更多的信息。

g． 低调处理中间选项。一般情况下，不要提供中间选项，或者将中间选项置于选项最后。访员在宣读题目时，也可通过不宣读的方式回避中间选项，除非受访人有强烈要求选择中间选项。这一技巧的设置，实质是考虑到国内调研时，相当大比例的受访人出于各种原因，如为了省事节约时间或对调查目的本身的不信任，常常选择中间选项或无应答选项，来回避真实态度和立场的表达，这样极易导致问卷回收后统计上的偏差。因此，这一技巧实质是为了能更真实的测量受访人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真实立场。从实际效果来看，经过这样的规避，确实能够极大减少选择中间选项或无应答选项的情况的出现。

（4）定性调查技术的应用。好的质性研究，其价值和意义并不亚于量化研究；而要做好一个质性研究，其难度也丝毫不亚于量化研究，甚至更为耗时费力。而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也一样是质性研究能否成功开展的基础。现场观察、档案记录、调研日志、文件素材、访谈、实物等，都是获取质性研究数据资料的途径和方法。其中，访谈法是最为重要的定性调查技术之一。一般而言，访谈法可以分为个人深度访谈和团体焦点访谈两大类。前者，较多运用于某一地区、社区或事物历时态过程的相关研究，如社区中治理体制或结构变动的历史过程，或某一个人的个性化体验等；而后者，则较多运用于对某一具体事件过程及其评价的相关研究，如本课题中“车库住人”事件问题的调查。无论是个人深度访谈还是团体焦点访谈，原则上访谈时间都应控制在1～2小时区间内，少于1小时，很难将访谈深入和展开，超过2小时，则易造成受访人的疲劳等诸多不良情绪，影响受访人正常工作或生活。

访谈的准备，对于初学者而言，建议多采用结构化访谈，在正式展开访谈之前，应尽可能地准备充分。通常应在完成文献检阅的基础上，收集、整理研究对象的相关资料，结合研究主题和理论预设，设计结构化访谈提纲。在访谈经验积累到一定阶段后，就可以不用受结构化访谈题目的限定，更多结合特定场域、情境和访谈对象的互动，来展开“探询”。从许多研究者的田野调查实践来看，许多时候，实际上非结构化访谈往往能挖到更多的“料”，而有更多“料”的访谈，甚至于都不能限定在某个特定的正规场合，诸如饭桌上、调研路上、休憩间看似不经意的“闲聊”，都可能成为极具价值的访谈机会。

访谈开始时，一定要注意谈话气氛的营造，如能和受访人达成一些经历或体验的“共鸣”，就很容易达成受访人对访员的认同感，从而有利于访谈的深入。如由于我本人有过在基层乡镇工作一年的经验，对于基层政府和社区干部工作中“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的经历感同身受，也对于社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行政化”、日常工作中的“逗数字”现象有深刻体悟，因此，这一经历的分享和“吐槽”往往就成为研究者拉近与受访人心理距离最好的手段，而且屡试不爽。而对于“话唠”型的受访人，还需注意及时巧妙引导，尽量将话题围绕调研主题展开。

注意访谈的同时，做好访谈记录。一般而言，应当在访谈开始时即准备好录音设备。就现在的技术条件而言，所有的手机都有录音功能，因此未必一定要准备专门的录音笔录音。自然，这就使得访谈时的录音成为一件随时可以不经受访人同意就能做的事情。这就必然牵涉到实证研究中的一个调研伦理问题：是否可以未经受访人同意即行录音？就国内社会情境和人际互动而言，涉及一般话题，尤其是正式场合的访谈，受访人还是会同意录音的。然而如果涉及可能的敏感话题，或受访人有担心敏感话题的顾虑，通常就很难获得同意了。即使获得同意，受访人在回答一些敏感问题时，也可能刻意回避一些关键话题。这就构成了调研伦理的两难，研究者们的争论和取舍，实际到今天也未有定论。不过，在正式论文写作时，如有对受访人访谈内容的引用，隐去受访人真实身份信息（主要是姓名）是必须要注意的细节。如果在访谈时进行了录音，在完成当天的访谈后，应尽快进行访谈录音的整理工作。访谈记录的内容，也应当遵循一定的格式和要素要求。一般而言，应包括受访人身份信息、时间、地点、场景描述、对话内容、访员回应和访谈小结等。记录内容尽可能利用录音进行“原景原音再现”，才能保证访谈文本的真实性，在运用到正式论文写作中时才更具有“一手资料”的权威性。

如果对手头收集和掌握的资料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和挖掘，甚至利用若干量化技术对资料进行编码分析，以更深刻地提炼的数据信息和经验资料背后的社会关联，进而发展出新的理论，那么我们的质性研究就接近了近年来颇受社会学和人类学者所关注和应用的“扎根理论”。实际上，在扎根理论方法的运用上，基于经验的质性研究和基于数据挖掘的量化研究已经呈现出日益融合的趋势，这也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混合研究成为一种可能。

（5）田野调查中的团队建设：合作，互惠与成长。政治学的实证研究，许多情况下需要一个团队的合作才能完成，尤其是需要进行基于大样本数据的量化研究时，仅仅靠个人的单打独斗更是难以想象。我的幸运之处在于，在课题研究的一开始，就有一群学生开始跟随着我做社区调查了。也正是在我的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2009年，我和一些爱读书的学生自发搞了一个阅读政治学经典的读书会，对学术的兴趣和爱好把大家拉到了一起。也正是这群读书会的孩子，成为我们开展社区调查最初的主力。而借由我的社区田野调查和读书会的平台，学生们也习得了田野调查的基本技能，并运用于自己的科研体验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这个基于学生读书会平台的学术团队不仅逐步成长壮大，许多学生陆续获得了由他们自己主持的各级各类课外科研项目资助，而且在学生课外科研领域取得了诸多成绩。2011年，我和金太军教授共同指导的学生团队获得了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这是苏州大学乃至江苏省高校历史上第一个“挑战杯”文科特等奖。该团队的研究报告“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土地股份合作的制度演进与创新——以苏州市上林村为个案”，正是在经历长达3年的实地调研基础上最终形成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案例研究作品。从2009年至今，我所指导的学生团队，一共获得学生课题国家级3项、省级3项、莙政基金1项，校级各类项目若干，获国家和省级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奖各1项。这些项目的主要成员，大多被推荐保送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等985高校攻读政治学或公共管理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中已有4位陆续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陆续攻读博士学位，逐步开始了他们自己各自独立的科研生涯，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骄傲。

（6）田野调查过程中长期合作关系的建立与新领域的开拓。一个课题的田野调查过程，往往要经历短则数月，长则数年的时间积累。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往往与调查对象会有多次的交流与互动，这一互动过程实际上会重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甚至于重构研究者自身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图景。正是因为这个课题的田野调查过程，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取向就发生了重大转向。从研究领域来说，从原来较多关注比较政治和民主化研究，转向了地方治理和社区治理研究；从研究方法来说，从对实证研究的“学术无意识”转向了实证研究的“学术自觉”，进而影响到我对自己学生的培养模式和要求；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来说，由于课题调查研究过程中的“深耕”，使得我在过渡型社区建设与治理问题上积累了较多素材和体会，从而获得了不少在诸如苏州干部学院这样的平台给来自全国各地基层干部学员讲授相关课程的机会，也扩大了研究成果本身的影响；更有甚者，由于调研期间所积累的人脉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使得笔者在课题结项之后，因为一次机缘巧合接触到公益创业的机会时，很自然地将课题研究、团队建设与社会公益联系到了一起，最终培育成立了一个专门致力于社区治理和社区融入项目的社区社会组织，现在，这个组织的运作，已经初见成效。而这一经历，自然也将本人的学术视野带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与社会公益，形成了可持续的良性互动。

五、结 语

尤记得2008年台湾政治大学汤京平老师在给政治学方法论讲习班学员们上课的时候，分享他和他的帅哥美女学生团队从事田野调查时的生动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如今，曾经的羡慕已成为自己的欣喜。我也可以自豪地说，作为一个“起步晚、底子薄、努力也不够”的政治学实证研究者，我自己科研履历上的成绩或许微不足道；但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政治学实证研究的传播者，我自认为还是多少为中国大陆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尽到了自己的微薄之力。如果说当年投身政治学的学术生涯，曾经有过“传道授业解惑”的情怀，那么四十不惑的今天，回首当年，庆幸的是尽管历经了岁月蹉跎，总算未忘“初心”，不负青春不负岁月。

参考文献

周晨虹．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过渡型社区”研究［ 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罗杰·皮尔斯． 政治学研究方法：实践指南［ 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76．

[1] 张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2] 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外来流动人口相对于传统社区来讲都是“移民”，因此，可以将这一群体组成的社区定义为“移民社区”。

[3] 就在本项目研究处在结项收尾阶段的2012年12月26日，苏州工业园区撤销娄葑镇，分设娄葑街道和斜塘街道，撤销唯亭镇设唯亭街道，撤销胜浦镇设立胜浦街道，将苏州工业园区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