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与匈奴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_两汉民族关系史

汉与匈奴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_两汉民族关系史

汉初半个多世纪中，汉以和亲政策基本上稳住了匈奴，争取了时间，积累了财富，经济实力空前增强了。《史记·平准书》说，至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饯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就是说，汉通过七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再加上国家政治的稳定，以致使得粮食“充溢露积”，“腐败而不可食”；钱多得“贯朽而不可校”；马亦充塞阡陌，无怪乎乘牝马者被人排斥。司马迁所言，与当时实际状况相差不会太远，可见其时国家是富起来了。

就在文景之世，随着形势的好转，为防御匈奴做了许多工作。首先，加紧西边、北边诸郡的守备，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说：“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可见当时戍边者当多，因为如果守边备塞的人数少了，匈奴就进来，于是又得发兵救边，“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加之原来“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针对这种情况，朝廷采取了募民实边的措施，即选常居者，屯田戍边。

晁错也上书文帝，言：

陛下幸忧边，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羂，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富买予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www.guayunfan.com)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垦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1]

其次，针对屯戍者不断增多，边粮不足的情况，“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2]。据《汉书·食货志》云，文帝用晁错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此可谓审时度势的好计策，使人人发挥自己的长处。有粮的人可以出粮，而出粮同样是一种功劳。这种功劳是被“拜爵”而肯定下来的，有的人就因出粮多而被拜为大庶长，显然这是一种灵活地加强边备力量所采取的措施。

第三，朝野内外，抗击匈奴的呼声逐步高涨。这是汉政治经济强大的必然结果，作为汉来说，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较高的，代表的是先进的一个层次。而匈奴比较落后，往往采用掠夺的方式骚扰汉朝，这样就使偌大一个中原无平静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汉通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整个躯体强壮了，它自然就耍打破那种禁锢自己向前发展的枷锁。早在文帝时，贾谊就曾上疏，痛切陈辞：

天下之势方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倒悬而已，又类辟，且病痱。……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3]

其辞慷慨激昂，不免有歧视夷狄的“春秋大义”思想，还夹杂着君臣尊卑的意识，然汉为匈奴奴隶主所苦，深感和亲、奉赠已不能维持和平局面，反而长养祸害，没有个尽头，只有敢于“猎猛敌”，改变“天下之势倒悬”的被动局面，这才是出路，此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它代表了当时的潮流，这是汉民族的人心所向。当然，这也免不了有急于求成之弊。

晁错亦提出安边之功，在于要“有必胜之将”，并从各个方面分析了汉与匈奴双方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他说：

臣又闻大小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4]

所论未免过高估计了汉的实力，而对匈奴的力量估计又偏低。不过双方长短的比较是近乎实情的，其目的是要扬长避短，达到战胜对方的目的。

由上可见，从汉方面来看，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了充分的准备，形成了同匈奴决战的态势。

那么，这种决战态势的形成，是否仅仅是汉王朝单方面所造成的呢？而匈奴方面又是否愿意维持和亲的和平局面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一开始匈奴就一再破坏和亲，掳掠中原人口和财产，“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5]。匈奴自冒顿起，统一了整个蒙古草原，“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控弦三十万，进入奴隶社会，则控弦骑士以掠夺奴隶财产为职业，加上“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6]。如果遇上恶劣天气，畜群易灾，势必靠掠夺来生存，总而言之，匈奴不断劫略中原，这是匈奴奴隶主阶级的阶级属性所使然，令其自动停止掠夺战争那是不可能的。

《汉书·匈奴传》载：

中行说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今中国……室屋之极，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攻，缓则罢于作业。……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善而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乃稼穑也。”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

武帝即位，一方面“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7]；而另一方面，“欲事伐匈奴，而（韩）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8]。《汉书·贾捐之传》亦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因富民以攘服之。”[9]显然，汉依靠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采取两种对策。“和亲”是一种，这是原来政策的继续，这可以稳住匈奴，使自己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而伐匈奴，使匈奴奉藩称臣是汉的真正目的。可见，汉对匈奴的策略是有很大灵活性的。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求和亲，群臣议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东宫间，天下寒心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兴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大困贫。由是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诈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山曰：‘不能。’曰：‘居一县？’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乃遣山乘鄣。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是后群臣震”[10]。狄山迷于表面现象，不见本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懂此时局势和过去大不相同，死抱“和亲”不放，更不知匈奴掠夺性之损害，总想息事宁人，一味地只讲和亲，最后连自己的头都失之于匈奴了，真可谓“愚儒无知”。文景富庶，要么继续发展，开拓，要么坐享其成，无所事事。二者必居其一，而客观上要求前者。因为地主经济要冲破地域、民族界限，平七国之乱，事南越、西南夷等就是具体反映。再者，匈奴正处于奴隶制迅速发展时期，它只从事畜牧业的单一经济，因此其掠夺战争就更加频繁，而经济财富丰饶的中原那当然是其最好的猎所。显然这一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即便再和亲，也不能缓和其矛盾。于是大规模的战争就再也不可避免了。可见，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可阻挡。再加之文帝时，由于“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11]。由于财富的过剩，更激起了豪强们无法满足的贪欲。他们对物产的追求，对土地的兼并都达到了“无限度”的程度，这就像一根老化了的橡皮筋，一拉即断。也就是说，其内部的阶级矛盾也深化了，尤其土地问题严重起来，“其严重的程度大有使土地问题自己所具有的弹动力冲开活塞而爆发为农民‘叛乱’的可能。但是在当时，活塞并没有冲开，这当然不是历史的例外，而是从另一空隙，把土地问题的严重气压慢慢地泄出去了。这个虚隙，就是汉武帝时对周围民族的战争”[12]。它比较特殊，汉若想发展，就得抛掉身上的外套，让全身的热气散发出去，这样就促使汉武帝最后下决心进行汉匈战争，这当然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以上所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汉封建地主经济冲破地域、民族界限的兼并性与匈奴奴隶社会的掠夺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战争，而此时，战争成了解决汉匈矛盾的关键，而双方都想打赢这场战争，并都在争取主动权。可见，这场战争的胜败对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