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西南北自在”到“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

从“东西南北自在”到“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_两汉民族关系史

王莽时，贬易少数民族侯王，为此西域多怨怒。当时通西域道路闭塞，而匈奴乘机向西域诸部扩张势力，所以西域一部分“城郭之国”又为匈奴所控制，而“匈奴敛税重刻，诸不堪命”，建武初，曾遣使请附东汉，并愿请西域都护。唯刘秀“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36]。天下初定，百废待兴，这是事实，而重新疏通同西域诸部的关系，并恢复西域都护，这也势在必行，是百废待兴重要内容之一，而刘秀为首的东汉政权，其保守性、分散性一开始就已显现，加上对西域的情况了解甚少，对其重要性估计不足，做出了不接受来者的错误决定。东汉在处理西域的关系方面，一开始就失策。

从西域言，经过西汉时期的发展，其本身的社会前进了，而其中莎车王延是力量比较强盛的一个，还在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37]。

在光武初，莎车王延的儿子康，曾同邻近诸部抗拒匈奴，保护原都护吏士妻子千余人，并“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38]。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当时为河西大将军的窦融曾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五部皆属之。(www.guayunfan.com)建武九年（公元33年），莎车王康之弟贤代立。他破拘弥（今于田）、西夜国（今叶城南），将康子二人分别立为拘弥王、西夜王。

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康与鄯善王安都一起遣使朝贡。从此恢复中原同西域的政治关系。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莎车王康又遣使贡献，请都护。刘秀问大司空窦融，融以为莎车王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39]。刘秀不再深思，就将西域都护的印绶以及车旗、黄金、锦绣赐给了莎车王贤。时有敦煌太守裴遵上言谏阻，于是又下诏书，收还都护印绶，“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40]。其使不肯易之，被裴遵强迫夺回。这是出尔反尔，朝令夕改的草率行为，说明当时的刘秀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安置还没有一个总的看法和设想，当然也就不能采取具有长远性的政策和措施，这样往往容易失信于边疆人民。难怪莎车王开始怨恨起来，而且“山高皇帝远”，他自己就“诈称大都护，移书诸国，诸国悉服属焉，号贤为单于。贤浸以骄横，重求赋税，数攻龟兹诸国，诸国愁惧”[41]。

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可是，刘秀仅“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而已[42]。这一次又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其决策一错再错，最高统治者心域浮动。因而一方面纵容鼓励了莎车王贤的骄横，另一方面，西域各部听到不派都护，侍子皆回，大为忧虑惊恐，于是“与敦煌太守檄，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状闻，天子许之”[43]。这是权宜之计，缓和一下空气而已，当时东汉根本不考虑任遣都护的问题。

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莎车王知道都护不会来，于是“遗鄯善王安书，令绝通汉道，安不纳而杀其使”[44]。莎车王贤就发兵进攻鄯善，杀略千余人。贤又攻杀龟兹王，兼并了龟兹。当时，鄯善王上书愿重遣侍子，再请都护。而刘秀则无可奈何地宣布：“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45]于是鄯善，车师等再次依附匈奴，而莎车王贤却兼并了妫塞、大宛等国。

这样，当时的西域，要么从属于匈奴统治之下，要么屈附于莎车王贤。而东汉对西域处于举棋不定，下不了决心的状态。

当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加强了对西域的攻势，因为北面有丁零的牵制，东面经常为鲜卑所袭击，南面却有使匈奴中郎将领护的南匈奴，所以除了对北面缘边诸郡进行骚扰之外，其主要力量是经营西域，这是为保证北匈奴右地的巩固，也是为保障它向北向西的通道。

而东汉为了有效地遏制北匈奴对缘边诸郡的劫略，除了正面同北匈奴的冲突之外，还得恢复西域都护，从而削弱其进攻力量，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方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汉政权才算有了恢复对西域统治的决策。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命汉军进攻匈奴。太仆祭彤出高阙，奉车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可谓全线出击。在这次战役中，耿秉、来苗、祭彤都无功而还，唯窦固战败呼衍王于天山，得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46]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在取得伊吾卢城的基础上，骑都尉刘张出击车师，以耿恭为司马，与奉车都尉窦固及从弟驸马都尉耿秉破之。于是恢复了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以耿恭为戊校尉，以谒者关宠为己校尉，耿恭屯车师后王部金蒲城（今奇台附近），关宠屯车师前王部柳中城（今吐鲁番一带）。

耿恭到车师后部后，就“移檄乌孙”，而乌孙大昆弥以下皆欢喜，派使献名马，并奉汉宣帝时所赐公主博具，表示愿意遣子入侍。耿恭即派人带着金帛，迎接其侍子，并展开了扩大影响和争取对方的工作。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三月，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进攻车师，耿恭派司马领兵三百人救援，途中突然与匈奴相遇，全部覆没。匈奴就杀了车师后王安得，进逼金蒲城，为耿恭所击退。耿恭以疏勒（今新疆喀什）城傍有涧水可固，于五月间率兵据其地。而到了七月遭到北匈奴的进攻，匈奴兵堵绝城下涧水，将耿恭困于城中。耿恭在城内掘井，深达十五丈才得水。匈奴见城中有水，于是撤兵而去。

《后汉书·耿恭传》载，永平十八年：

三月，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骑多，皆为所殁。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抟战，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东观记》曰：“恭亲自挽笼，于是令士且勿饮，先和泥涂城，并扬示之。”）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穿井十五丈深而不得水，待耿恭祷告再拜之后则“水泉奔出”云云，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其实是所掘井不见得会马上出水，等到一定时候才出水罢了。

是年六月，焉耆、龟兹合兵攻杀都护陈睦，而北匈奴却将关宠围困于柳中城，此时又遇明帝驾崩，因而救兵不至，引起车师再次背离，同匈奴共同进攻汉军，但为耿恭所击退。

原先，关宠上书求救，章帝召公卿议，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宜救，司徒鲍昱则言：“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先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千，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尽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47]章帝以为然，于是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秦彭同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共七千余人。于建初元年（公元76年）会柳中攻车师，拔交河城，匈奴惊走，车师复降。

《后汉书·耿恭传》又载：

时焉耆、龟兹攻殁都护陈睦，北虏亦围关宠于柳中。会显宗崩，救兵不至，车师复畔，与匈奴共攻恭，恭厉士众击走之。后王夫人先世汉人，常私以虏情告恭，又给以粮饷。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余数十人。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复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虏官属望见，号哭而去。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

在这时，关宠已殁，王蒙等听到这一消息，就要撤军返回。原先耿恭派军吏范羌到敦煌接兵士寒衣，而范随王蒙军出塞。范羌力请王蒙接回耿恭，而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给范羌，从山北迎恭，出疏勒时只有二十六人，而三月回到玉门关时，则仅剩十三人。

会关宠已殁，蒙等闻之，便欲引兵还。先是，恭遣军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随王蒙军俱出塞。羌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殁，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众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单兵团守孤城，当匈奴之冲，对数万之众，连月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千百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及恭至雒阳，鲍昱奏恭节过苏武，宜蒙爵赏。于是拜为骑都尉，以恭司马石修为雒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共，今卫州共城县），余九人皆补羽林。[48]

西汉时，在西域比较突出的是同匈奴的争夺，而东汉前期，除具有同匈奴争夺的性质之外，还增添了同当地地方势力处理关系的内容，如前面所提及的同莎车、同疏勒、同焉耆、同龟兹的关系问题，而这些方面的问题却显得更为重要。所以在以后的二三十年中，在西域问题上班超的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还在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窦固击匈奴时，班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表现突出，窦固以为能，即遣同从事郭恂一起使西域，班超的使命就是用政治手段招徕西域各部。

班超首先到鄯善，鄯善王广对超态度很好，后来忽然疏懈。斑超估计必有匈奴使者来，并从侍者口里得到证实。班超用计杀了匈奴使节屋赖带、副使比离支等。鄯善王广遂附汉，纳子为质。

班超的第二站，就到于蜫（今新疆和田）。正逢于蜫王广德新破莎车，雄张南道的时候，并由匈奴遣使监护。班超至，说服了广德，于是杀匈奴使者而附汉，争取了于蜫。

此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他仗其势威据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春天，班超至疏勒，距兜题所居橐城九十里住下，先派田虑去橐城劝降。“敕虑曰：‘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49]田虑至，兜题无降意而被抓。班超至，“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班超将兜提“释而遣之，由是疏勒与龟兹结怨”[50]。即将疏勒同龟兹分开，为其所用。

是时，焉耆攻杀都护陈睦，班超陷于孤立无援境地。而龟兹、姑墨却一再发兵进攻疏勒。班超守橐城，“与忠为首尾，士吏单少，拒守岁余。肃宗初即位，陈睦新没，恐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超。超发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弁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刭。超还至于蜫，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恐于蜫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自超去后，复降龟兹，而与尉头连兵。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51]。这是班超智勇的果断行为，他一锤定音，稳住了西域的局势，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蜫、拘弥兵一万人攻破姑墨石城。班超上疏请兵，说：“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领可通，葱领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52]。建初五年（公元80年），汉以徐为假司马，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前往助班超。

莎车原以为汉不会出兵，乃附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又再背离。正好徐到，班超遂破番辰，想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因其力”，于是上言遣使招慰乌孙，以便同乌孙合力攻龟兹，为章帝所采纳。建初八年（公元83年），拜超为将兵长史，徐为军司马，另遣卫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53]。

李邑送乌孙使刚到于蜫，就碰上龟兹进攻疏勒。李邑恐惧不敢前进。这个胆小鬼恶人先告状：“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班超知道后，甚为感叹，“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章帝知其忠，除谴责李邑外，又诏班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班超即遣李邑送乌孙侍子还京[54]。

建初九年（公元84年），假司马和恭等四人率兵八百诣超，时莎车暗中通使疏勒王忠，西保乌即城而叛汉。班超就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调发其不反者以攻忠。时经半年，而康居遣精兵相救，因而班超不能下乌即城。最后通过月氏作康居王的工作，康居王退兵，并执忠回其康居，乌即城遂降于班超。

章和二年（公元88年），班超发于蜫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再次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相救。班超召集将校及于蜫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蜫从是而东，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阴缓所得生口。龟兹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徼于蜫。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迫斩五千余级，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降，龟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55]

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龟兹、姑墨、温宿皆附汉，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徐为长史。拜白霸为龟兹王。班超居龟兹它乾城，徐屯疏勒。

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部兵，共七万人，加上吏士贾客一千四百人，进击焉耆，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一万五千万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至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

永元六年秋，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晓说焉耆、尉犁、危须曰：“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当赏赐王侯巳下，事毕即还。今赐王五百匹。”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閚支奉牛酒迎超。超诘閚支曰：“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以时迎，皆汝罪也。”或谓超可便杀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权重于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于是赐而遣之。广乃与大人迎超于尉犁，奉献珍物。

焉耆国有苇桥之险，广乃绝桥，不欲令汉军入国。超更从它道厉度（由带以上为厉，由膝以下为揭。见《尔雅》也）。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营大泽中。广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尝质京师，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斩之，示不信用。乃期大会诸国王，因扬声当重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及北閚支等三十人相率诣超。其国相腹久等十七人惧诛，皆亡入海，而危须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诘广曰：“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逃亡？”遂叱吏土收广、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首京师。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56]

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政治、军事手段并用，合小而攻大，宽于附汉者，严于反覆者，所谓“恩威并用”，恢复巩固了西域都护，保障了天山南北二道的畅通，他“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不愧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有谋略的坚韧不拔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出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干家。

《后汉书·班超传》载，永元七年和帝下诏曰：

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深愍边氓婴罹寇害，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恃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蜫以西。超遂葱领，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司马法》曰：“赏不月，欲人速睹为善之利也。”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

班超晚年思乡，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上疏求归故里，曾提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57]。和帝“感其言，乃征超还”。班超于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八月回到洛阳，九月病死，年七十一岁。

东汉由于先天不足，一开始对西域不重视，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后来才感到只有争取到西域，才能稳住和控制住匈奴。东汉在对西域的策略上，初期是一错再错，失去很多争取的时机，可到底明白过来了，于是争取西域的重担就落到了投笔从戎的班超身上。他不负重任，以自己卓越的才华，恢复和巩固了西域都护，密切了西域和中原的关系，这是他对历史的贡献。

【注释】

[1]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

[2]《后汉书·卢芳传》。

[3]《后汉书·南匈奴传》注引《东观汉记》。

[4]《后汉书·南匈奴传》。

[5]《后汉书·卢芳传》。

[6]《后汉书·卢芳传》。

[7]《后汉书·张堪传》。

[8]《后汉书·南匈奴传》。

[9]《后汉书·南匈奴传》。

[10]同上。

[11]《后汉书·耿国传》。

[12]《后汉书·南匈奴传》。

[13]同上。

[14]《后汉书·南匈奴传》。

[15]同上。

[16]同上。

[17]同上。

[18]《后汉书·臧宫传》。

[19]《后汉书·南匈奴传》。

[20]《后汉书·南匈奴传》。

[21]同上。

[22]同上。

[23]《后汉书·南匈奴传》。

[24]《后汉书·耿国传》。

[25]《后汉书·南匈奴传》。

[26]《后汉书·匈奴传》，亦见《袁安传》。

[27]《后汉书·袁安传》。

[28]《后汉书·南匈奴传》。

[29]《后汉书·南匈奴传》。

[30]《后汉书·窦宪传》载：“永平时，谒者韩纡尝考劾父勋狱；宪遂令客斩纡子，以首祭勋冢。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畅素行邪僻，与步兵校尉邓叠亲属往来京师，因叠母元自通长乐宫，得幸太后，被诏召诣上东门。宪惧见幸，分宫省之权，遣客刺杀畅于屯卫之中，而归罪于畅弟利侯刚，……事觉，太后怒，闭宪于内宫。”

[31]《后汉书·宋意传》。

[32]括号中为唐李贤注文，后同。

[33]《后汉书·窦宪传》注引《汉官仪》曰：“光武中兴，以幽、冀、并州兵骑克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之。”又曰：“扶风都尉部在雍县，以凉州近羌，数犯三辅，将兵卫护园陵，故俗称雍营。”

[34]《后汉书·窦宪传》。

[35]《后汉书·袁安传》。

[36]《后汉书·西域传序》。

[37]《后汉书·西域传》。

[38]同上。

[39]《后汉书·西域传》。

[40]同上。

[41]同上。

[42]同上。

[43]同上。

[44]同上。

[45]同上。

[46]《后汉书·明帝纪》，亦见《西域传》。

[47]《后汉书·耿恭传》。

[48]《后汉书·耿恭传》。

[49]《后汉书·班超传》。

[50]同上。又注引《续汉书》：“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

[51]《后汉书·班超传》。

[52]同上。

[53]同上。

[54]《后汉书·班超传》。

[55]同上。

[56]《后汉书·班超传》。

[57]《后汉书·班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