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三农”问题研究综述

“三农”问题研究综述

时间:2022-03-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 “三农”问题研究综述关于“三农”问题,各专家学者、政府要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笔者主要从“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形成原因、解决办法、研究的理论变迁及研究意义等五方面进行梳理,以概括我国现代学者主要的“三农”思想。吴敬琏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
“三农”问题研究综述_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

第一节 “三农”问题研究综述

关于“三农”问题,各专家学者、政府要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笔者主要从“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形成原因、解决办法、研究的理论变迁及研究意义等五方面进行梳理,以概括我国现代学者主要的“三农”思想。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农民收入少、负担重、生活贫困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在根本上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问题,而非战术问题。农民是我国人口构成的主体,也是社会构成的主体,农民是立国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不可缺少、不能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必须了解农民的生存处境,理解农民,研究农民的现实需要和发展愿望,制定相关的农村政策,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农民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

那么,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又是什么呢?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当今的农民问题则是就业问题。温铁军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2]:农村劳动就业人口将近6亿,而根据劳动力与土地的正常配比,农业只需要1亿劳动力,而乡镇企业能解决大概1.4亿农民的就业问题,仍然有3.6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但城市能容纳的也仅1亿人左右,剩余部分仍处于隐性失业之中。所以,农民的就业问题成为当今农民问题的核心。

二、“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

(1)基本国情说。吴敬琏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3]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人均占有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过少,因而土地报酬递减,农业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却增长太快,这就使得农民收入难以增加。温铁军也认为基本国情矛盾,即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是“三农”问题的根源之一。[4]

(2)二元结构说。周批改认为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5]他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城乡有别的“二元”管理体制,人为地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把中国社会分割为城市和乡村两块,实行工农、城乡区别对待,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阻碍了农民的流动,阻碍了农民现代化观念的培育,这些导致了我国“三农”问题的加剧。另外,陆学艺也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适应当时的短缺经济而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把农民限制在农村,长此以往,压抑和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限制了农业的增产,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导致了当今严重的“三农”问题。[6]

(3)等级制度说。林光彬认为,“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社会等级制度,即不管是城乡二元制度还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其实质都是按照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优先顺序。[7]“三农”问题是历史上长期积累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制度惯性、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在人口增加情况下在当代延续的结果,其本质是不平等制度下低等级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8]

(4)政府管制说。陶然、刘明兴和张晓山持这种观点。陶然认为政府管制扭曲了宏观价格信号,导致基层经济落后,陷入管理—贫困—腐败的循环,于是农民负担出现了相对于收入的累进性。[9]而张晓山则从政府调控的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来分析“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10]他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税收与国民收入再分配在城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改革开放以前,为了完成重工业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实现工业化,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主要向重工业倾斜;改革开放后,为了使城市尽早实现现代化,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主要向城市倾斜。这样一种扭曲的分配格局,对农村、农业和农民是非常不公平的,从而导致了当今的“三农”问题。

(5)认识偏差说。张厚安、徐勇认为,“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人们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偏差。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愈来愈大,农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减弱,于是,人们就开始否定农业的基础地位,甚至忽视和轻视农业;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只强调农业对工业的支持作用,却忽视了对农业自身的保护和支持,对于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也认识不足。[11]

(6)政治体制说。李昌平认为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所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农村基层政府机构人员膨胀,支出增加,从而导致农民的税费负担加重。[12]林凌则认为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缺少利益代表,从而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我国的政治体制问题。[13]

(7)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说。王国华指出阻碍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失衡。户籍制度、剪刀差、财税金融制度等的城市偏向也带来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失衡。[14]

(8)分工抑制说。刘明宇认为“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分工遭遇了制度性抑制。分工受阻使多数人不得不成为农民,从事农业。[15]

(9)就业不足说。陈锡文认为“三农”问题的实质在于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而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在于农村就业不充分。[16]温铁军也支持这种观点。

三、“三农”问题的解决办法

有人认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各自有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措施。农民问题的本质是弱势群体的收入如何提高与福利如何改进问题,涉及征税公平不公平、就业机会是否均等、创业机会是否平等、社会福利是否平等、受教育机会是否平等、是否有自由迁居权等制度机制问题。农业问题则是一个与提供准公共产品有关的弱势产业发展问题,核心是资源如何配置、政府如何支持保护的问题。农村问题是农业问题与农民问题加总后形成的欠发达区域全面发展问题,核心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17]

然而,更多的学者是将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统一起来,认为农业兴则农民富则农村稳,于是提出了各种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行城乡统筹,推进城镇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专家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统一城乡户籍制度。许经勇、张一力认为加快城镇化进程,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即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所必需的基本条件。[18]

二是实行乡村政治改革。“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乡村政治改革,不仅要精简乡镇机构,而且要改变现有农村治理方式,使农民获得社会发展的话语权,获得与强势阶层对话的权利,为此,要进行农民组织创新,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组织。

三是加强农业及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林毅夫提出,影响我国农民消费水平的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础设施不足限制了广大农民消费意愿的实现,因此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既可以为农民提高消费水平提供条件,还可以在农村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的收入。他还认为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国内需求、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首要政策。[19]

四是进行农业税制改革,取消农业税及农业特产税。这一问题目前已基本解决。

五是坚持以人为本,给予农民国民待遇。“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所以必须以人为本,从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和社会地位问题,尊重和保护农民的自主权,给予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赋税权利、国民财富占有权利、自由迁徙权利等,给予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

四、“三农”研究的理论变迁

由于不同时期的“三农”问题面临的重点不同,指导“三农”实践的基本思想也就不同,采取的农村发展战略也有区别。从1978年至今,我国“三农”研究的理论基础大致有四个:新古典经济学、刘易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迈克尔·托达罗的城乡协调发展理论。[20]

(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1978—1992年,我国“三农”问题主要是粮食安全问题,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增加粮食产量,满足中国的粮食需求。这一阶段的农业发展思想主要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要增加粮食生产,就必须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同时理顺价格,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政府放松对农业生产的直接管制,增加市场调节的比重,同时稳定农民的收益权,激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1978—1984年,农业产量增加了67%,基本解决了中国的粮食短缺问题。但是同时,也是受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受到市场的制约,导致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局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农民开始大批地、无序地涌入城市,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得增加农民的收入,于是,“三农”问题的重点由粮食安全问题转到农民增收问题上。

(二)刘易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中国农业发展停滞的根本原因是农民过多,市民过少。农民过多不仅造成供过于求,使很多农民基本上成为边际过剩人口,对农业生产基本没有什么贡献,还阻碍了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实现。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该理论认为应该减少农民,增加市民,这就必须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于是,从1992年起,我国开始推行小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缓慢,产业区域聚集明显,加之乡镇企业本身存在的低效率、低质量问题等,导致乡镇企业难以长期发展下去。乡镇企业衰落,小城镇建设就失去了依托,从而缺乏财政来源。这导致第三产业失去了服务对象,最终也未能发展下去。另外,中国农民迅速涌入城市后,由于数量过大、素质偏低,加之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导致了诸多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影响了社会稳定。

(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农民贫困的基本原因是农民缺乏权利,没有组织性,因而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为此,该理论主张土地私有,要求在明晰产权、保障产权的基础上推进土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主张村民自治,建立农民组织,改善农民的弱势地位,使之有能力与市场力量抗衡;主张废除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促进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在此理论的影响下,我国实行土地流转承包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地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健全,二元分割依然存在,土地依然是农民规避生存风险的基本保证。所以,在缺乏配套改革的情况下,土地私有化并不一定会带来规模化经营,反而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同时,农村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村民之间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要组织农民,实现村民自治,所需成本太高,故而中国村民自治进展也比较缓慢。日渐淡化的户籍制度,越来越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流动农民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不仅带来了城市交通、治安、住房、就业等问题,同时也带来了农业凋敝、粮食安全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将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四)托达罗的城乡人口流动理论

托达罗的城乡人口流动理论认为,农民的过度流动与城乡差距大小以及城市就业率高低有关。城市就业率高,城市化发展较快而导致的农民流动是健康的;但是在就业率低的情况下,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而导致的农民流动则会带来诸多问题。目前,我国农民过度流动主要是缘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因此,要减少农民的过度流动,保持城乡的和谐发展,保障粮食的安全问题,就必须提高农民收入。而要提高农民收入,有两个途径:减负、增收。在此理论指导下,我国全面免除了农业税,实现了农村免费九年义务教育,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产品价格,实行农业补贴,完善了农村的基础设施等等。这些政策措施的实行,使得农民收入有了一定提高。但是,从长期来看,减负的空间已很小,增收的能力也有限,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如何才能真正缓解我国的“三农”问题,还需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新的思考与探索。

五、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

一是现代化的需要。在现代化背景下,如果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抛弃在现代化进程之外,任其自然萎缩、衰败,就会使现代化失去稳定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三农”问题不仅是单纯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能否抓住机遇、深化认识、妥善处理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方面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是对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次严峻考验。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长期性和紧迫性,正确处理和解决好“三农”问题。

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我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其一是全国近13亿人口,62%以上在农村,占绝大多数;其二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要完成实现小康的任务十分艰巨;其三是我国城市与农村发展差距、东西部农村之间的差距在拉大。农村能否如期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小康建设,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逐步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21]

在导论里曾提到,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古代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归结为“三农”问题,而只有到了近代,中国开始走向工业化以后,农业与工业的划分、农村和城市的区别、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差异才使得“三农”问题作为一个居住地域、从事产业、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而日益突显出来,并逐渐发展演变,成为当今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瓶颈。要解决今天的“三农”问题,我们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三农”思想以及国外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初期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教训,再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相应的政策与措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