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羯族氏族分布图

八、从“头”说起

滇人的民族属性一直是古滇国和滇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在语言要素缺失的情况下，专家们试图依据古滇人的发型、服装和生活习俗，破解他们蕴藏的密码，追寻他们的来源。

滇人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并无“民族”一词，只用“族、族类、人”等词语，二者之间的内涵和外延因时代的关系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时，难免有混淆和交叉。

司马迁写《史记》时，西南诸夷已经“设郡置吏”，归属汉朝。年轻时的司马迁是“经略”西南夷的直接参与者，但限于体例和篇幅，《史记·西南夷列传》对西南诸夷的社会生活状况记述甚少。

在介绍滇人的生产、生活状况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惜墨如金，高度凝练，仅用了九个字：“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司马迁所说的“魋结”，描述的是发型。“魋结”，也写作“椎髻”，即将头发挽束成髻。“魋结”之外，还有一大类是“编发”，即披发者。因为不同的结发形式，往往是识别不同族群的重要标志之一。这小小的“魋结”，似乎隐含着古滇国人的族类信息，因此，探讨滇国人的族属，不能不从“头”说起。

滇国青铜器人物铸像中，不仅“椎髻”者众多，而且“椎髻”的形式也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男子的椎髻，皆在头顶，圆盘为馒头形。妇女的椎髻则有两类，一类是下垂至后颈，折叠成长髻，中间束带使两端上翘，似马鞍型，称为银锭髻；另一类则总挽于头顶，但发型比男子的发髻高大宽厚，有的髻上系一飘带，以示美观。

在滇国社会中，上至“君长”、首领，下至普通劳动者皆是“椎髻”，只有少数巫师出现了光头的情况。滇国青铜器人物造像中，也出现了“编发”者的形象，这类人物的头发披散过双肩，有的戴“发箍”箍住散发，佩戴大耳环、金属手镯，身着长衣。不过，这些“编发”者往往处于被监督劳动的苦力的地位，有的被捆绑、吊打和带枷买卖，甚至被杀戮作为祭品。看来，这是在滇国以西的与昆明族群战斗中捕获的俘虏，并不是滇国人。

从服饰看，“椎髻”者不论男女，均穿一件宽大对襟的短袖上衣，衣长及膝，以带束之，不着长裤，仅穿短裤或短裙。但是，在各种活动中居于首领地位的女子衣袖较长，而从事放牧、抬肩舆、执伞、宰杀牛羊、表演歌舞及做家务劳动的人衣袖较短，以便于劳作。

此外，滇国青铜器人物塑像中还有其他两类人数不多的人物，他们往往出现在“纳贡”的场面之中。

一是戴帽长衣者，帽子前窄后宽而无顶，帽前当额处有一扁桃形饰片，双耳戴大环，衣长及胫，跣足，无裤。二是窄长衣裤者。这类人高鼻深目，蓄长须，个头高于常人一头，脚上穿一双高筒皮靴，靴尖上翘。这些外貌和打扮与滇人迥然不同的人，显然是来自远方，或许就是来往于“蜀身毒道”的客商。

那么，这些人数众多的“椎髻”者，是属于自古生活在滇池地区的“土著”，还是属于来自外地的迁徙者呢？或者是二者的结合呢？

由于滇池地区旧石器和新石器考古发掘资料有限，尚不能勾画出生活在这里的人类从龙潭山晚期智人到古滇国社会发展的脉络，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在这段漫长时间里，人们的发型、服饰和习俗发生了哪些变化。因此，当古滇国器物中的人物铸像重现人间时，人们无法用它进行深度的纵向对比，而只能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族群进行比对。在这种横向对比中，人们发现滇国人与西北、东北和东南其他地区的族群有相似之处，于是，滇国人系外来民族的观点占了主导地位。

这里，简要的介绍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越系民族说：这一观点认为滇国人属于遍布长江以南、东南沿海及两广地区的古老的越系族群的一支。此说的主要依据就是“椎髻”和“短衣”。古越人“椎髻短衣”，而滇人亦“椎髻短衣”，其衣服的纹饰也大体相似。而且在滇文化器物中，有肩石斧、有段石锛、铜桶、铜鼓、靴形铜斧等，都是越式器物。所以，追根溯源，滇人是越人支系，他们进入云南地区较早，称做“鸠僚”。

氐羌族类说：这一观点认为滇国人系来自西北的“氐羌”族群。其主要依据是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其明确地记述道：巴蜀西南外蛮夷，“皆氐类也”，所谓“氐类”，就是“氐羌”。而且滇国属于“靡莫之属”。《史记·张守节正义》认为：“靡莫”之属的“靡莫”，快读为“僰”，即僰人。而僰人是部分氐羌族从山西南下，曾在川南建立僰侯国，再由川南进入云南东部以及滇中地区，称为“滇僰”或“蛮僰”。一些民族学家认为，新石器时代末期以后，云南各民族的分布情况已经基本稳定。就元江以北的滇东、滇中以及滇西的部分地区而言，主要分布的是氐羌系统的民族，其中居住于坝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就是“僰人”。从考古看，滇文化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已是公认的事实，不仅有许多器物属于氐羌民族文化，而且滇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放牧习俗，以及封牛、大狗等无不与氐羌民族有关。

濮人族系说：濮人最早见于《尚书·牧誓》，曾参加周武王“伐纣”会盟。分支众多的百濮原居住在江汉地区。西周时，濮人散居楚国的东、西、南境。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楚国向百濮居住地扩张，百濮从此开始大规模南迁，故有了以后西南诸夷（南迁濮人）“皆楚庄之后”一说。濮人长期在楚地活动，其文化面貌应受楚影响较多。滇国出土器物中，从使用铜鼓、铜釜、铜锄、铜鼎、铜锸、编钟、蛙人纹装饰兵器等到填塞膏泥、垫木、腰坑或封土堆等葬制，都有楚文化的因素，这些楚文化因素很可能都是濮人带入的。濮人带来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是滇国青铜铸造技术得以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人物的发型上看，处于滇国首领地位的男子和妇女都是将椎髻“缟”系于头顶，而这也是濮人的特点。

本土滇人说：新石器时代以前，今云南地区的住民与外界的联系交往甚少，他们通过劳动不断的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但由于地理自然的因素，相对封闭落后。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各种原因，靠近云南高原的氐羌、百越部族沿着河流形成的峡谷分别从西北、东北和东南进入云南高原，在滇池地区交汇。这些部族进入云南的时间和规模并不相同。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虽然对当地住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地形地貌造成的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外来族群大多均“从其俗”融入了原有住民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部落群体，就连庄率领的数万楚国大军到了滇池地区，也“变发，从其俗”，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滇国人仍是以土著族群为主，有学者称其为“滇族”。

上述各说，都有其事实依据，都有道理。无论“外来”说和“融入说”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滇国时期，滇中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一个众多族群的融汇之地，是一个多元民族文化的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