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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乡村

时间:2022-03-1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而当时的独生子女个案大部分来自城市家庭,父母要么单亲离异,要么酗酒贫穷,儿童从小缺乏健康的成长环境。城市,逐渐取代乡村和田园,成为让生活更美好的载体。而独生子女一代也大部分生活在城市中,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中独生子女人口占比超过60%,乡村这一比例不到15%。
远去的乡村_独生子女神话

一、远去的乡村

法尔博在分析霍尔的“独生子女神话”时,曾提出一个观点,认为霍尔之所以戴着有色眼镜研究独生子女,源于霍尔对乡村的独特感情。霍尔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艾士非(Ashfie1d)的乡村,虽然父母是教师,但他从小和马驹牛群为伴,在草垛里无拘无束地长大。他认为儿童就应该在自然的环境中成长,反对城市对儿童的圈养。

城市儿童的生活方式和乡村儿童完全不同,特别是在霍尔时代,工业革命初期,城市是肮脏和犯罪的代名词,同时也是非常不利于儿童发展的地方。据记载,整个19世纪,城市儿童被视为“经济上不名一文的家庭负担”,大多需要从事学徒、童工等劳动,或者在家带弟妹,做家务(1)。而当时的独生子女个案大部分来自城市家庭,父母要么单亲离异,要么酗酒贫穷,儿童从小缺乏健康的成长环境。

不过,反感城市的霍尔注定是要失望的。因为今天的社会城市化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趋势,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发达水平的指标。城市,逐渐取代乡村和田园,成为让生活更美好的载体。中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发展到了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

下面是一组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数据:

1978—1984年,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2 0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就业,恢复高考让大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城乡集市贸易开放,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出现城镇暂住人口;乡镇企业开始崛起;城市维护和建设投入大幅提高。

1985—2000年,城市化水平也从23.71%提高到36.22%,年均提高0.83个百分点。城市化从沿海向内地全面展开。2000年底与1990年相比,建制市已从467个增加到640个,建制镇则从12 000个增加到16 00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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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1949—2011年中国历年城市化进程

2001—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十年,城市化水平从37.66%提高到51.27%,年增长1.36个百分点,城市人口也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城市作为国家创富中心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和显著。2010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比重为65.81%,比2001年提高了15.6个百分点。(2)

根据联合国的估测,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86%,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72.9%,仅仅需要100年时间即可以完成西方国家200年完成的城市化进程。1949年,我国仅有城市132个,城市非农业人口2 740万人,城市化水平(以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算)为5.1%。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分别达到:美国72%,英国87%,德国79%,加拿大77%,澳大利亚73%。但西方国家城市化的进程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历经200年完成的。

城市化的结果之一,是创造了更适合儿童成长的环境。

工业革命以来,城市走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从简陋肮脏变得繁荣美丽,日益被誉为现代文明发展的象征。教育、医疗、交通、文化、社保等城市软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使得城市也成为各类人群的向往之地,在这里不仅能享受到最好的教育师资,也能提供最丰富的物资和消费条件。

1992年以来,我国参照《儿童权利公约》,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0—2010)》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从健康、教育、权益和环境四大方面明确了儿童发展指标和政府责任,并定期对儿童发展的各项指标进行监测评估。在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推动下,特别是城市地区,儿童发展的各项指标普遍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上海市2008年的儿童监测评估指标显示,婴儿死亡率(2.96‰)、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3.74‰)、5岁以下儿童意外死亡率(0.41‰)、义务教育普及率(99%),都远远超过了联合国儿基会公布的世界儿童发展平均水平,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准。

2011年,在开展“80后一代”研究时,笔者曾访问过29位80后青年。其中有16位是在上海市南汇地区打工的80后青年农民,他们在访谈中都表示,喜欢上海这座城市,因为在这里能赚钱,孩子能接受比家乡更好的教育。这些农民工都已婚已育,孩子在南汇某镇的一所民办学校就读。虽然处于市郊,但这里交通方便,镇上有砖瓦厂、五金厂、机械加工厂、缝纫厂、物流公司和各种超市,青年夫妇很容易找到工作,并在学校附近租到便宜的房子,孩子上下学也很方便安全。一位名叫方华(3)的80后母亲来自贵州山区,自己不识字,她说:“我回家帮忙过婆婆(农忙)一段时间,但不行,孩子在那边读书根本不认真,学校老师也不管,不像这边,孩子生病了,老师还一定要送到家,看到我接到孩子了才放心,乡下没人管的。孩子到这边什么都好,成绩也在提高,也懂事了不少。”在访问时,学校的负责人也表示,随着城市对外来务工儿童教育政策的逐步开放,民办学校的教育环境和硬件设施也不断得到改善。2004年办学之初,作为专收外来务工子弟的学校,他们主要靠学费和自己的投资来维持学校运转,2007年被纳入属地化管理以后,实行9年义务制教育,由上海教育部门提供生均2 400元的补助,不仅就读免费,还解决了图书、电脑、课桌椅等硬件设施的专项经费;2012年生均经费提高到4 800元,教师待遇有所提高,学校的办学环境越来越规范,吸引了更多的生源。不过,校长也表示,本地孩子更多的是到中心城区去就读,师资条件和硬件设施更好。

今天的时代,城市已经取代乡村,成为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中心。而独生子女一代也大部分生活在城市中,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中独生子女人口占比超过60%,乡村这一比例不到15%。在城市中长大的独生子女一代,也更多地享受到城市化生活方式带来的便利和舒适,得到比以前任何世代儿童都要多得多的教育和文化投入。

以上海为例,2012年度,市政府安排的教育资金达70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5%,部分区县学生的生均经费突破万元;为解决医疗卫生资源紧张的矛盾,相关规划要求进一步增加床位,培养产科儿科人才,在大型聚居区兴建新医院;同时,市政府批准了系列儿童文化建设的重点项目,位于世博园的少儿图书馆、中华艺术宫、东方梦工厂以及川沙镇的迪斯尼项目等设施,在增加儿童活动场所的同时,也为儿童发展创造了更优越的文化硬件环境。

曾有媒体提出,城市和农村教育投入的失衡已经成为一个威胁教育公平性的问题,希望政府在农村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但就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来看,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存在不均衡,富裕地区可以通过援建、捐助等形式支援贫困山区,不失为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可行方式。但如果以均贫富的做法在教育转移支付等社会保障和民生投入上“一刀切”,不仅会引起社会政策内部的系列冲突,带来新的社会矛盾,也会让城市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城乡差距的消除,需要通过有序化的方式逐步推进,而不能重走老路,以革命式的休克疗法来消除现行社会的种种缺陷。历史和他国经验均告诉我们,狂飙突进式的变革会带来更大的矛盾和冲突,更何况,目前的城乡差距并不是由效率引起的,而是全面均衡的发展问题,因此,在进一步优化城市儿童的成长环境时,需要加快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真正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城市化的结果之二,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儿童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或者干脆就在城市出生长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原有的小农经济模式发生了巨变,支撑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正在逐渐瓦解,被规模化现代化的新型农村经济所替代。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种植业总产值稳步提高基础上,占农业(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53.3%,降幅达26.7%;第一产业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下降为10.17%,与1978年相比,下跌了18.1%;而第三产业GDP占比达43.1%,比1978年提高了19.2%;农业从业人员占全国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6. 7%,与1978年相比,下跌了33.8%。(4)这些数据都显示,我国正在稳步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

与农村经济模式转变相适应的人口流动,也是近年来城市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改革开放初期,1982年全国的流动人口只有657万,2000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1.4亿,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为2.6亿,占到全国人口总量的近20%,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流动人口数量甚至超过了本地居民数量。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估算,2000年全国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数量为1 410万人。到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全国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规模进一步增加到1 834万人。5年间,流动儿童增长了424万人,增长30%。根据六普统计数据,2010年底,中国0—14岁儿童人口为2.22亿,占总人口的16.6%,其中城镇儿童占42.61%,农村儿童占57.39%,即便是按2005年1%抽样数据的流动儿童人数估算,真正在城镇中居住的儿童也超过50%,城市已经成为儿童的主要居住地。

如笔者访问的方强,贵州人,来沪8年,在南汇的一家砖厂上班,每月工资3 000多元,做四休一,他有一个9岁的女儿和一个8岁的儿子,都在南汇的一家民办小学里念书。谈到上海的生活,方强说:“我很喜欢上海,因为现在主要想法是多挣点钱,为以后孩子读书,养老做准备……每月工资3 000多元,做四休一,妻子也在砖厂上班,每月工资2 000多元,厂里提供住宿,全家住一起,免费……老家上学条件差。小孩长这么大,只回过老家2次,认为自己都是上海人。”这些“80”后青年农民来到上海以后,老家里的田要么荒着,要么请很低的租金给外地人种或者倒贴钱让亲戚代种,即便以后有打算返乡,也要在县城里购房,不会回到自己的田亩之中去了。离开搬不动的土地,在本地农民中也同样存在,一位上海南汇本地“80后”青年农民说:“种田收入太低,一年5 000块最多了,周围都不大有人种田了,乡下的房子都租给外来务工农民住了,自己做房东,有空就在镇上企业做做生活,随便挣点钱也比种田多。”不再有种田的动力了,因为收入完全不能和打工相比,这是当代青年农民们的共同体验。

即使身在农村,很多独生子女也不再有耕作或者帮助家里做农活的机会。来自山东农村的“80”后独生子女陆荣,自己通过高考、读研,离开了农村,但他的童年回忆里也提到,种田的风险大于收益:“小时候我家的生活条件是不错的,主要收入是农业收入和养殖收入。我父亲是耕田的好把式,而且会养兔子、养羊。上中学以后一次口蹄疫后羊全死了,亏本了好多钱,父亲只好外出务工还债,家里田没人种了,只好免费给大伯他们种着。”

改革开放三十年,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打破了城乡之间的户籍和政策壁垒,农民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纷纷选择了流动和迁移,而且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仅局限于某省某地区,成为全国各地农村的一种普遍现象。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家帮忙,长期居住在外地城市,乡村里留下的都是“六一三八九九”(孩子、妇女和老人)。这是2006年夏天笔者在黄河上游甘肃靖远县箬笠乡的一个村落里体验到的当地生活。箬笠乡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海拔较高,常年缺水,可耕种土地非常有限。而且交通闭塞,外出要沿着路况极差的盘山小道开车颠簸上两三个小时才能到最近的镇上。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交通状况下,青壮年农民仍旧和浙江、安徽、江西等交通便捷的村子里的年轻人一样,长年在城市和故乡之间奔波流动。客观上来说,流动确实有效改善了当地农村的贫穷落后的局面,孩子也开始有钱读书,或者跟随父母一起,到城市生活

长期的城市生活,让流动儿童在和乡土社会的连接上出现了断裂。近年来很多研究都指出,流动儿童已失去了和“老家”的联系。比如,在北京市流动儿童中,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比例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已经是事实上的“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34.82%的流动儿童出生在北京。很多流动儿童已经完全不具备在“老家”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文化、习俗和知识,甚至连语言都不通了。更重要的是,这些流动儿童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准城市居民,没有父辈的恋乡情结,基本上不可能回到户口所在地的乡村生活。(5)

城市化的结果之三,势必是乡村童年生活的消逝。

旅美华人张倩仪谈到她所亲见的城市化过程:

八九十年代,我经常要回大陆工作,有幸目睹中国脱农入工商的变化过程。这是一种排山倒海、速度惊人的变化……一座座青砖房子推倒,一个个果基鱼塘扒平,田野中,高楼拔地而起,我知道70年代以前的中国一去不返,中国人洒血洒泪所追求的,都在十多年中以经济之手无声地做到了。然而,发展了五千年的文化始终会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痕迹。历史总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今日放弃的,将来我们或会缅怀。

——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6)

张女士整理了许多民国时期很多名人对自己乡村童年生活的回忆。例如画家吴冠中忆到故乡宜兴:“河道纵横,水田、桑园、竹林包围着我们的村子……家家都隐伏在画图中。”“吃饭时,大家端了饭碗来晒着太阳吃,邻家的孩子也端着自己的饭碗来凑热闹,有吃有笑,很快活,引得狗也跟来,猫也钻来,一团和气。”齐白石自幼家境普通,也拥有相当优美的生活环境,屋旁梅花遍岭,还有许多木芙蓉。红线女回忆自己的童年故乡很美,“天地很开阔。这样的暑假时光是最容易过,又是最愉快的了”。历史学家杨宽说:“每天放学以后,常常喜欢绕道大街之后,沿着农田慢慢地步行回家。经常看到农民每年各个时期不同的生产劳动,逐渐了解到水稻和棉花的生产技术。”

这些农村的自然气味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渐渐消亡。吴冠中在回忆中提到,童年的故乡在一次大跃进中,“浓密的竹园不见了,像撕掉了帘幕,图画中的人家变成一眼便能望见的裸露村子”,“我童年时心目中那曲折、深远和神秘的故乡消失了。”近十年来,随着农业开发和城市范围的不断扩大,农村的范围越来越小,童年生活也完成了从乡村为主向城市为主的根本性变化。孩子们熟悉的不再是牧童、老牛和昏鸦,相反,他们的记忆中更多的是《星球大战》、魔幻穿越和IPAD。他们是城市化的一代,城市不仅是让生活更美好的象征,也成为各种信息和智慧的枢纽,各种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只要足够新颖和独特,就可以在1秒钟之类通过微博或短信传递到城市中的每一个人;他们是消费主义的一代,经济繁荣比以往任何年代更为深刻的影响他们,品牌、时尚和各种各样的选秀节目是他们的趣味所在;他们是儿童中心的一代,权威都已经消失,儿童们有自己的亚文化,上一世代无法再以前喻(7)的方式训导他们,相反,常常得面对新世代的反诘与质询,这也是上一世代最无法接受和理解的新世代价值,而这恰恰也是独生子女一代所具备的典型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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