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传播

三、神话的传播

霍尔等人关于独生子女劣性的判断——“独生子女天生就是一种疾病”，在20世纪迅速传遍了世界，不仅美国，欧洲、前苏联乃至中国，都将其作为一个基本的育儿教条，教导普通父母们，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养育独生子女，因为独生子女天生就带有种种缺陷，难以克服。在今天看来，这些教条不可思议，也难以为人接受，但在当时却被视为科学育儿的准则，广为传播。

首先得说明的是，独生子女在中国文化里并不陌生。自初唐以来广为流传的“才子佳人”小说，最著名的套路之一就是：某大户人家之独子外出赶考，在花园中巧遇某员外之独女千金，历经波折终成眷属。此外，有关独生子女的描写还散见于戏曲（如越剧《彩楼记》中的刘翠屏）、诗歌（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等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中。无论出身豪门还是小家碧玉，中国古典文学中塑造的这些独生子女形象，都是从积极的角度去描写他们的身世命运。他们在家庭中是拿来被“娇宠”的，而且这种“天生”的尊贵，不分富贵贫贱，具有跨阶层的共性。作者种种叙事之下暗含着的潜台词是：独生子女拥有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成为整个家庭最珍爱的对象。应该说，在霍尔的学说东传之前，中国文化下的独生子女并没有贬义的色彩，相反，是人们艳羡的对象。

1936年第3期中国《快乐家庭》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闵鹤皋”的文章《独子》。

图1-3　1936年第1期《快乐家庭》创刊号

《快乐家庭》杂志，是当时上海滩颇有代表性的一份女性刊物。从外观上来看，这份杂志拥有彩色封面，上面还印着杂志的英文名称“Happy Home”，常常刊载摩登少妇和家庭的画片；从内容上来看，该杂志涉及妆扮装饰、科学育儿、夫妻之道以及运动健康等；从定位上来看，它绝非一本政治性刊物；从理念上看，它倡导的是一种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生活理念和西式生活，比如集团婚礼（集体婚礼）、香粉胭脂、墨镜凉帽、明星逸闻等。所以，在今天看来，这本杂志也是时髦有趣的，很能代表民俗心理关注的一些东西。

闵鹤皋的这篇文章并不长，但开篇就提到美国克拉克（Clark）大学心理学系关于独子的调查研究。该研究显示，每1 000名美国儿童中有46人是独子，按优、中、劣三种发展水平评判，“劣性”的儿童中，独子占到三分之二。这些“劣性”独子的主要问题可以分为四类：品质不好、身体不强健、成绩不良、不喜交际。

这正是霍尔和博汉龙的研究。霍尔时任克拉克大学的校长，国内《教育杂志》、《国立大学联合会月刊》都曾介绍他的教育观点⁽¹⁰⁾，1924年霍尔逝世时，《新教育》杂志也予以报道⁽¹¹⁾，他对国内教育界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闵鹤皋在科普过程中，用“独子”来指代独生子女，并夸大了独子的比例。他把原研究中1 045名美国特殊儿童中4.4％的独生子女占比，夸大为独生子占全体美国儿童的4.4％，足以达到让国人惊异和警惕的目的。文章提到，日本教育学家三田谷启⁽¹²⁾也对独子的“劣性”深表赞同。三田谷启认为，独生子女除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另外几种缺点：多神经质、不守规则、少忍耐、早熟、任性而多情。闵鹤皋最后调侃式地劝慰独子父母也不必过于焦虑，因为独子“好胜”和“傲慢”的缺点说不定也会促使他们成名成家。同类的文章还有1930年3月17日《大常识》“独生子为什么不易长成”，文章里讲到，“独生子不是早死就是面黄肌瘦”，原因在于两多一少：多食物、多穿衣和少运动。

独子如此，独女也好不到哪里去。1940年，林语堂等人创办的《西风副刊》杂志里，刊载过一篇有关独女的文章。16岁的富家女熙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在栏目中畅谈了作为一名“独养女”的痛苦：被母亲严加管教，不能交友不能娱乐，不能去离家远的学校读书，孤独难耐。编者的回信解疑颇有意思，一方面动员少女以理服人，劝说母亲放手，尽量去理解老时代，改变老时代；另一方面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你是一个独生女，也是你的不幸的原因之一。”

除了杂志，当时还有不少漫画、俚语都是拿独生子女作为打趣对象。比如吴语中将独养儿子（One son）称为“瘟生”，还有打油诗曰：“儿子是宝贝，独养变瘟生，钱使刀背上，笑煞外国人。”⁽¹³⁾照理说，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独生子女非常少见，有学者甚至认为，独生子女是20世纪80年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才出现的一种家庭生育现象。为什么20世纪早期这些刊物和民间俚语会一而再，再而三提到独生子、独生女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提及当时争议和影响都名噪一时的人口控制和家庭计划观念。

20世纪30年代，正是西学东渐的高峰，各种西方思潮蜂涌而入，霍尔的观点则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1thus）和桑格夫人（Sanger Margret）的观点。

马尔萨斯人口论传入中国始于19世纪80年代。1880年同文馆翻译的《富国策》首次介绍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维新运动期间，陈炽重译《富国策》，让国人对马氏理论有了更广泛的认识。1904年《东方杂志》转载两篇社论《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和《论中国治乱与人口之关系》，将人口问题和政治问题相提并论，指出中国的治乱与人口多少成比例。1918年，陈长蘅著《中国人口论》，则将贫困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人口众多资源有限，提出“故迟婚减育，实救穷最要之一术”。⁽¹⁴⁾

与马尔萨斯的理论阐释不同，桑格夫人则是身体力行的典范。当来自美国纽约、身着西式长裙、头戴礼帽、形象斯文的桑格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男女混杂的坊间，演讲“不能见人”的床帏之事时，曾经引起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莫大惊奇。据记载，桑格夫人第一次来华，在上海家庭日新会演讲，为她做翻译的俞庆棠女士一度对于在公开场合屡次谈到性问题感到尴尬不已，不得不请在场的男医生代为转译。俞庆棠是“五四”时期上海妇女界的名人，曾担任过上海学联的工作、联合国科学文教组织中国代表，新中国成立后还一度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这样一位女子也感到羞涩，可见当时这个话题的冲击力。

禁忌一旦被打破就不再成为禁忌。桑格夫人所带来的避孕和节育理念，不仅给传统的生育观带来了冲击，深刻影响了知识女性对生育的态度，还改变了大家庭观念，许多新女性开始大大方方地拒绝成为男性的生育工具，要求享受性和婚姻的自由。20世纪30年代，《申报》等杂志上不断出现避孕药和避孕器具的广告⁽¹⁵⁾，普及相关生理常识，各类刊物上关于节育的话题也不断增加，社会观念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上显得越来越开放包容。

图1-4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中题名含“生育”一词的文章篇数

笔者对“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年）”中收录的1 500万篇文章主题进行词频分析，发现民国38年间，数据库中可查询到的含“生育”关键词的文章共计499篇。此类文章最早出现在1922年，一出现即成峰值，达42篇；然后逐渐回落至每年十几篇或二十几篇，1936年再次出现一个讨论高峰，达56篇；以后每年维持在20—30篇的水平。而1922年和1936年，民国期刊中出现的这两轮关于“生育”话题的高峰时间，正是桑格夫人两次来华的时间。这名美国的奇女子不仅吸引了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和知识人士的关注，在媒体界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关于桑格夫人来华意义的论述颇多⁽¹⁶⁾。大家普遍认为，她对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和家庭观念的冲击很大，通过生理释疑，发出与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声音，潜移默化宣传了新生活观念，如小家庭、女性意识、家务分担等，成为大家庭、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价值之外的另类价值，吸引着新兴文化阶层的眼球。在笔者看来，桑格夫人也好，马尔萨斯也好，他们最大的意义在于拓展了生育的意义。在他们之前，生育对于国人来说不过是床帏之上、闺阁之中，见不得人的私事，是家庭内部私领域的一种决策，其意义也仅限于传宗接代。然而，桑格夫人和马尔萨斯让人们开始意识到，生育除了具有私领域多子多福的涵义之外，还有公领域的意义，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更深层次。

1927年6月，《时事新报·学灯》三次刊登“中国之家庭问题征求答案”，以知识分子为主开展有关生育问题调查。317位被调查者包括44名女性，273名男性。年龄分布上以青年人为多，30岁以下274人；地域分布上以江浙居多（江苏147人，浙江97人）；从职业看，学术界共158人，占最高比重，其次为工商界共68人；从受教育程度看，大学、中学、小学程度的人数分别为116人、158人、24人。从数据上看，受调查者都是来自沿海发达地区、学历层次高、受西方影响大的群体。

调查问卷有7道问题涉及“生育节制与子女多寡”的内容。

表1-1　1927年《时事新报》关于中国家庭问题的调查结果

续表

资料来源：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潘光旦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从调查结果来看，在子女数量上，知识界关于“多子多福”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认为子女多多益善的，不到一成（第7题）。但另一方面，赞成子女越少越好的比例也不高，三成以下（第1题、第2题）。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生育和子女数量应该有所控制，而具体的控制方法和数量应该根据经济能力、父母智商等家庭条件来取舍。

显然，避孕和计划生育的理念开始影响中国知识阶层，但即便在知识阶层，对这些新兴理念也还存在分歧和争议，从表格中可以看出，虽然人们开始接受人口控制思想，但并不意味着人们接受“少子化”或者“独生子女”，同意子女数量越少越好的受调查者只占32.80％。中国家庭历来重视多子多福，认为子嗣兴盛是家族隆昌的保障。对于践行“少子化”的女性和新文化人士，始终存在不同声音。1935年《妇女月报》⁽¹⁷⁾一篇文章就从民族存续的角度提出担忧：“就目前的情形而论，大多数富贵阶级人家生育子女，都不很多，致其原因，大概因为这班富贵阶级的已婚妇女们的身体不健强，所以生殖力弱，同时有些妇女因为怕生育的痛苦，而实行节制生育或堕胎……中国民族……恐怕只有日趋没落了。”节制生育在作者眼中，是由于女性怕遭受生育的痛苦，或者贪图个人的享乐的一种选择，而这种出于个人私利的选择，可能对民族兴盛带来不利影响！由此也可以理解，《西风副刊》的编辑为什么会认为富家女熙林不幸的原因之一，在于她是独生子女。熙林的母亲选择了少生育，孩子的成长自然会遇到其他家庭不会遇到的困惑。可见，虽然桑格夫人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传统中国，控制生育的种种实践，仍然是举步维艰。

而对于人口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这一观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站在了不同的立场。如1920年4月，《新青年》七卷四号刊出“人口问题”号，围绕马尔萨斯人口论展开了讨论，顾孟余的《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的锁钥》、陶孟和的《贫穷与人口问题》、马寅初的《计算人口的数学》支持马尔萨斯理论，认为人口问题是首要考虑的社会问题；而持不同观点的陈独秀则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批判了人口控制论，认为马氏的一些计算方法和结论都存在较大的疑问。陈独秀的观点得到了李大钊、廖仲恺、李达等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呼应，在大讨论中，中国革命者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基于不同的国情和历史时期，并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至多只算一种社会改良的方法，并不是近代中国繁荣昌盛的根本路径。

由此可见，虽然避孕和人口控制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思潮，但远远谈不上主流，甚至某种意义上只是部分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既没能在文化层面立住脚，也没能在政治层面立住脚。对于新女性来说，选择避孕和控制生育固然新锐，但做出这些生育选择，一方面得承受民间莫名的偏见，另一方面还可能会遭遇育儿方面的特殊困境，比如独生子女，需接受专家们的再三指导和教训。

撇开政治不谈，从文化层面来说，“独生子难养”、“独生儿子是瘟生”、“不生养因为母亲贪图享乐”之类的说法之所以能得到民间的认同，无疑和当时中国的文化环境有关。某种意义上，“独生子女神话”的始作俑者，不过是从日常生活中沉淀和提炼出关于独生子女的社会印象，以符号的形式加以表现而已。而独生子女的这些社会印象之所以在当时东西方的文化下都能获得广泛的传播，和促生育文化与节制生育文化的冲突有关。

近代中国很快就接纳了霍尔的“独生子女神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促生育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同时这种接纳也能以一种曲折的方式阻挠节制生育思想影响力的继续扩大。文化对行为的影响力是非常巧妙的。它会在对象和认知主体之间置入适当的距离，让对象在本身的“功能”之外获得更高层面的“意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1aude Levi-Strauss）在其四卷本学术巨著《神话学》中所讨论到的生食与熟食例子，就很生动地说明了文化的这种机制。原始人正因为学会了将果腹用的“生食”变成了欣赏用的“熟食”，将其功能距离化，才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而生食也因为烹饪文化的出现获得了更丰富的内涵。举个简单的例子，原始人教育孩子不能吃生食，不用三令五申，棍棒相交，再三说明吃熟食的好处，只消冷嘲一句：“嗤，吃生食？好没文化！”小孩子们自然会对端上来的熟食趋之若鹜，赞不绝口。法国人用红酒文化来诱惑我们消费所谓的拉菲（Chteau Lafite Rothschi1d），也是同一个道理。

神话自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除了能传达某种文化内在的期望，诱导人们按一定的准则去行动，也能调和某些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列维斯特劳斯在解释神话时，有一个观点值得玩味。他提出：“神话的职责就是成为一个花招，将一种无法调和的二元对立与一种重新调和的二元对立之间进行关联，创造出一种幻象或信念，从而解决无法调和的二元对立。”他举了北美印第安人神话中的骗子形象为例，这些神话故事中的骗子很多都是一只乌鸦或一只土狼，而且这只乌鸦或土狼往往具有一种矛盾性格。因为乌鸦或土狼在神话故事中的功能作用在于协调某些彼此深刻对立的概念（如生与死），它们自己的神话性格必须反映这种二元对立：换言之，它们势必具有一个矛盾、“狡诈”的性格。

乌鸦耶里或土狼凯欧弟为人类偷来太阳、火种、淡水，送来鲑鱼，同时又狡诈善变，耶里偷吃部落储备过冬的玉米，凯欧弟瞎了之后，骗蜗牛玫瑰花瓣可以代替眼睛，轻信的蜗牛从此只能在黑暗里匍匐前进，凯欧弟自己却重新拥有了眼睛。

——印第安传说

图1-5　北美神话中的骗子：乌鸦耶里或土狼凯欧弟

如果将此解释迁移到“独生子女神话”中，会发觉独生子女的性格也是人们喜欢讨论的议题，从萨洛韦对独生子女性格不确定性的分析，到近代中国期刊上对独生子各种性格的担忧，让人很容易将“独生子女神话”与列维斯特劳斯提到的乌鸦或土狼联系在一起。我们在此不妨大胆设想，“独生子女神话”的职责也可能是一种花招，它所营造出来的种种幻象或者信念，其目的无非也就是调和某种二元对立。

本章大致勾勒了“独生子女神话”的轮廓、起源及其各种表现。许多读者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自然也会沿着定势思维误以为后续章节会讨论“独生子女神话”的真实性问题，以为全书会组织各种材料来支持或者反驳霍尔的观点。此处想说明的一点是，本书的旨趣并不在此，“独生子女神话”，就像中国1.5亿个独生子女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对其优劣或者真假进行论述并没有特别的意义。本书关注的是这些神话背后所隐藏的集体心理。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神话的产生、延续，以及变化？作为一种态度，它内部的知（A）、情（B）、意（C）结构是什么？特别是意（C），构建这一神话的功能性意义到底指向何方？下一章中，“独生子女神话”将被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下进行观察，侧重于观察在霍尔之后，特别是当代社会中，“独生子女神话”是如何延续和变化的，当然，也会进一步引导大家去共同思考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

【注释】

(1)有关霍尔和博汉龙此次研究的具体过程，参见Bi11 McKibben，Maybe One：A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Argument for Single-Child Families Simon＆Schuster，June 2，1998。

(2)G.S.Ha11 and E.W.Bohannon，The only child in a family，Pedagogical Seminary March，1896。下文引用的个案均来自此文。

(3)白板说由英国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洛克（J.Locke）提出，强调儿童发展是由后天环境决定的；会合论又称交互任用论和二因素论，是德国心理学家斯滕（L.W.Stern）提出，强调个体与环境不断相互作用的发生认识论。

(4)尼伯龙根·蜗藤：《科学史政治漩涡中的科学战——1830年的法国生物学大论战》，http：//b1og.sina.com.cn/dddnibe1ungen。

(5)［美］布洛克曼：《个性是如何形成的——萨洛韦访谈录》，《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4期。

(6)［英］弗雷泽：《金枝》，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

(7)［德］斯忒恩：《巴西中部土著民族》，柏林，1897，转引自［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8)［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9)皮格马利翁期望（Pygma1ion Effect）：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善雕刻。他对自己用象牙雕刻的少女产生了爱恋之情，由于他热诚的期望竟使这座少女雕像变成了真人而与他结为伴侣。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等人1968年的实验证明，老师的鼓励和赞扬对学生会产生积极正向的作用，从而产生被期望者按期望者的预期发展的结果。此处专指刻板印象的负面作用。

(10)志厚：《司丹烈霍尔氏之教育学说》，《教育杂志》1913年第五卷第七号、第八号；郑若谷：《霍尔论大学教育》，《国立大学联合会月刊》，1929年第2卷第7期。

(11)夏承枫：《霍尔博士逝世》，《新教育》，1924年第8卷第3期。

(12)三田谷启，日本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教育学家，1927年曾创办日本第一所针对低能儿的私立特殊教育小学，译成中文的专著有《儿童教养法》、《学龄儿童智力测验法》等。

(13)江郎（图），萧萧（文）《：海派俗语图解：独养儿子》，《海涛》1948年；许超然：《独养儿子当几佃》《，独立漫画》，1935年第5期。

(14)曾吉平：《五四时期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湘潮》，2007年第4期。

(15)俞莲实：《民国时期避孕药物的广告与销售》，“新文化史与上海研究”国际研讨会。

(16)王雪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节制生育思潮与实践——以桑格夫人来华为中心的考察》，《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俞莲实：《民国时期知识女性对节育的认识和避孕方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1年第2期。

(17)白：《由意大利奖励生育想到中国的生育问题》，《妇女月报》，1935年第1卷第6期。